近日，紫陽街成功入選第二批浙江省旅游休閑街區(qū)；國慶期間，臺州府城文化旅游區(qū)游客暴增，流量緊追西湖風景區(qū)之后，位居全省第二……
高光時刻接踵而至，不妨沿著歷史長河往前追溯。
南宋，是江南社會經(jīng)濟的勃發(fā)期，也是臺州社會文化的蛻變期。那時的國人大多沉醉于東京夢華，往來于“行在”臨安，過一把“直把杭州作汴州”的豪癮；也有人流連好山無數(shù)的東南鄒魯，寓居于“輔郡”臺州州城臨海，引發(fā)“一時文采說臺州”的浪潮。
這種局面的形成都與南宋的首個官家趙構(gòu)和宰輔呂頤浩有關(guān)。
一
1127年，“靖康之變”后，金軍進一步南侵，宋高宗趙構(gòu)一路南逃。建炎四年(1130)正月，帝王的樓船浩浩蕩蕩抵達臺州港。
“風到這里就是粘，粘住過客的思念。”江南總有這樣的魔力，臺州也不例外。原本是倉皇辭廟，高宗卻有心在臺州賞春烹茶，過元宵、放橘燈，并且欣然留下“清修風景千年在，滄海煙嵐一笑開”的對聯(lián)，心情之閑愜，感覺是出來療休養(yǎng)，而非流亡。
流量為王，這在每個時代都具有現(xiàn)實意義，當朝頂流的引流效果自然非同凡響。臺州自此成了政治人物的“網(wǎng)紅打卡地”。首先來的是南宋賢相呂頤浩，這位祖籍山東樂陵的當朝顯宦，已經(jīng)官至尚書左仆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而且為南宋定都臨安、轉(zhuǎn)戰(zhàn)南北立下功勛。建炎四年，他因病辭官，朝廷讓他“任便居住”，他覺得最適合的地方是臺州府城，從此“寓居丹丘(臺州)”，并把這里當成了第二故鄉(xiāng)。
隨之而來隱居并把臺州作為第二故鄉(xiāng)的宰輔就更多了，紹興初年，33歲便位至宰相的范宗尹來了，“清介剛直”的賀允中來了，著名宰相詩人王之望來了，頗有詩名的宰相錢端禮也來了，陳與義、翟汝文、楊棟都來了，臺州一下子寓居了8位宰輔，何其鬧熱，而且這些宰輔們有個共同的特點，都頗有詩名或文名。其中，呂頤浩、翟汝文、賀允中、王之望、楊棟、范宗尹更是埋骨臺州，連子孫都干脆做了臺州人。他們?yōu)槭裁炊肩娗橛谂_州，極力來奔赴呢？
首先是臺州風光奇絕，宛若仙境。這里素以詭異巉絕而“稱雄于世”，是歐陽修盛贊的中國最“奇?zhèn)バ憬^”的地方。
其次是自晉代以來，臺州便被稱為“養(yǎng)真之福境，成神之靈墟”，這里峰巒挺拔，洞天遍布，福地多有，兼具超塵出俗、望海際天的昆侖之丘和仙山瓊閣之美，宋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神仙今古臺州”。
臺州還是品物咸亨的勝壤佳境。這里物產(chǎn)豐饒，琪樹璀璨，盛產(chǎn)瑤花芝草、奇瓜異果，“彌山藥草，滿谷丹材”，適合養(yǎng)生修性，文人們的一大理想便是“共作臺州一段清”。
這樣的臺州能不讓人愛嗎？故而，在呂頤浩眼中，臺州是“浙部之要邦，丹邱之福地”，賀允中愛天臺的靜美幽深，也愛臨海東湖那頃“門前鏡湖水”。
然而，光是自然美，是吸引不了這么多名宦大族的。宋之前，臺州就“頗號僻左”，往往為“逐臣御魑魅之地”。宋以后，經(jīng)濟重心南移，才有了長足發(fā)展，吸引人的就不只是“佛宗道源”的廣告了。
遠離中原戰(zhàn)火的臺州，地處臨安之南，與臨安的距離不太遠，可以作為行在的大后方，一旦朝廷有需要，恬退的官員們便可以快速組織勤王之師，而且，脫離京城，既沒有干涉朝政之虞，又恰好可以讓皇帝偶爾想起。“大隱隱朝市”，與現(xiàn)實政治保持若即若離的關(guān)系，這是政治家可進可退的高明智慧。
可是，有些人卻沒那么明智，據(jù)《宋會要輯稿》載：“建炎四年正月，士大夫避難入福建者，所至守隘之人以搜檢為名，拘留行李，又不聽去，稍自辨明，至有被害者，不免復還溫、臺。”最終，這些人當中不少還是選擇了“在臺州”。
二
不僅是宰輔們，趙氏宗室與名門望族也喜歡把臺州作為第二故鄉(xiāng)，天潢貴胄中遷入臨海的人數(shù)最多，巾山小學南墻外的趙巷就因宗室趙氏一支居住于此而得名，并成為臺州趙氏的聚居中心。
南宋宗室的文化水平普遍很高，是文化藝術(shù)的創(chuàng)造者和消費者，如臺州趙氏宗室中有名的就有南宋臺州朱子學代表人物趙師淵、趙師夏，我國著名海外交通史《諸蕃志》作者趙汝適，轟動世人的黃巖“宋服之冠”墓主便是宋代開國皇帝趙匡胤的七世孫趙伯澐。
宋廷為了安置高級宗室官員，想的一個絕妙之法是任命他們擔任有名無實的“不厘務(wù)”官，給官銜、給俸祿，但不得分享政治權(quán)力。因此，臺州就專門為宗室設(shè)有“添差不厘務(wù)官”，包括“戚里”一員、“東南第四副將本州駐扎”一員、監(jiān)當三員、岳廟五員。
宗室不再被“圈養(yǎng)”，他們是科舉制度的重要參與者，而且表現(xiàn)非常突出，為南宋臺州科舉貢獻了55位進士。在臺州為官的也有一大把，如趙彥衛(wèi)任臺州通判時，饒有興致地踏訪了“高宗幸臺州”故地，留下了一段珍貴的記錄。此外，還有趙子砥、趙令詪、趙汝愚、趙必愿、趙伯圭、趙公介、趙彥紓、趙崇鐌等臺州知州都有宗室背景。
南渡臺州的名門望族中，有錢氏、王氏、陳氏等等，當中數(shù)錢氏最為出名。錢家在臺州府城中有規(guī)模浩大的“錢丞相府”，他們不僅留下了后人，更將錢氏相府家印、錢氏大銅瓶、錢王鐵券拓本及摹本、錢王鐵券箱、錢氏銅鬲、《錢氏家譜》、錢氏事跡碑拓片等大批文物都留在了臺州。
此時的臺州，“陶和染醇，文物滋盛”，有了和合之氣的熏陶，多了醇厚儒學的洇潤，開始以勝壤而名垂天下，從原先的羈縻之地、貶謫之所蛻變成人們向往的“樂郊”，也逐漸成為重臣名流樂于任職的“樂國”。
臺州號稱人文薈萃的“人物淵海”，“官守者，寓游者，于此多瑰杰焉”。官拜平章政事的畢士安，官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章得象，南宋名臣、文學家、詞人李光，朱熹門人詹儀之、黃?，婺學事功派代表人物唐仲友，官拜煥章閣學士的沈作賓，官拜左丞相兼樞密使的李宗勉，藏書家、目錄學家陳振孫，南宋大詩人、江西詩派后勁曾幾，中興四大家之一的尤袤等大批政壇、文壇名流紛紛來臺州任職，曾任臺州知州的畢士安、元絳、謝克家、沈與求、孫近、李光、趙汝愚、李宗勉、包恢等人后來都位至宰輔。
“中州名公卿萃于郡”的壯觀景象，既體現(xiàn)了臺州非凡的政治地位，也大大推進了臺州的發(fā)展。
三
有海納百川的魄力，也有自我創(chuàng)造的能力，這是宋代臺州最珍貴的人文力量。南宋臺州迸發(fā)出了內(nèi)生活力，走出了謝深甫、錢象祖、杜范、賈似道、葉夢鼎、吳堅、謝廓然、陳骙、謝堂等9位宰輔，其中前6人位至丞相，開始強勢輸出文化和政治。南宋共有宰相56位(一說62位)，臺州籍的就占了近九分之一。他們與寓居臺州的宰輔們一起左右朝局近60年，在那個宰相任期較短、頻繁更迭的年代，需要多強的實力才能支撐這樣的輝煌啊！恭宗朝的太皇太后謝道清甚至還直接掌控了南宋王朝的生死存亡。這時的臺州絕對是政治史上的頂峰時代。
隨著政治地位的提升，臺州就像赤城的霞標一樣光芒萬丈。在臺州知州、后來官至宰輔的李宗勉眼中，臺州是“東浙名郡”，詩人黃遠眼中是“江山瀟灑”的“樂國”，在金石家洪適眼中是“平時從容、見謂無事”的安樂窩，俞建筆下是“一時人物匯征林立”的“東州之冠”，史孝祥的“文物盛州”、黃淮的“浙左望郡”、賈南金的“在浙名邦”，都奇情壯采地謳歌了繁榮的臺州。
丟失了京都的南宋無法實施輔郡制，像過往一樣在都城周邊州府搞四五個輔郡，但實際上，臨安府周邊設(shè)置的幾個府和軍級機構(gòu)已經(jīng)體現(xiàn)了類似的意圖，而且也在事實上形成了一個“輔郡圈”，流行類似于我們今天副中心城市的說法。寧波號稱“股肱輔郡”，湖州自稱“行都輔郡”，嘉興、嚴州、徽州、臺州等地都稱“輔郡”，而溫州因在臺州之南，也蹭上“次輔郡”的流量，而且這并非文人的自嗨之舉，官至宰相的黃巖人杜范在一次奏章中就將兩浙百姓稱為“畿輔之小民”，說明輔郡之實在官方也是不言而喻的。
有了這么多名流大咖的加持，臺州的地位和影響大大超越了原先的輔郡，臺州的文化自信也達到了高潮。當時臺州文人寫起文章來都非常高調(diào)：臨海人陳耆卿編寫《嘉定赤城志》時，自豪地說：“臺為名邦，且稱輔郡。”天臺人宋之瑞撰寫《天臺圖經(jīng)》時也說：“翠華南渡，密邇行都，始為輔郡。”天臺縣尉黃閣的《清平閣記》稱：“宋興二百余年，車駕幸錢塘，而臺為之輔……”還有人委婉地說：“(臺州)實為輔郡。”
早在北宋，宰臣李綱就請朝廷按軍事的重要程度，在各州府圈定了帥府11個、要郡39個、次要郡38個，臺州就已經(jīng)被列為次要郡。到了南宋，升級為輔郡的臺州城，戰(zhàn)略位置更為突出，政治上稱為“名邦輔郡”，軍事上稱為“浙左股肱”。這與宋代以軍為州的軍州體系有關(guān)。輔郡的軍事自然是要特別重視的，所以宋代是臺州府城墻維修次數(shù)較多的時代，也是防御能力得到全面提升的重要時期，城墻形制愈臻完善、基本定型。東城墻內(nèi)遷，東湖成為護城河，城墻從泥土夯筑改為磚石包砌，大大提升了防御和抗洪能力，自此也奠定了城墻的基本框架；增設(shè)了捍城、護城等形制，增高加厚了城墻，增加了裝飾作用的城樓，矗然偉觀，又便于瞭望預警；而且城墻雖屢遭洪災(zāi)損壞而堅決不遷，大概就是出于戰(zhàn)略防御的考量，也體現(xiàn)了王朝固守江南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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