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卯年冬，多年未曾下雪的臨海飄起了鵝毛大雪。不禁就想起了明人張岱，想起了那篇收錄在《陶庵夢憶》中的《湖心亭看雪》。寥寥百余字，卻成就了曠世佳作，大約也可以稱得上是古今描寫西湖雪景的第一名篇。

　　初讀《湖心亭看雪》，余尚在束發之年。彼時年幼，對作者張岱本人和寫作背景了解甚少，所以前期的影響多半表現在對文中用詞和句法上的模仿和引用。比如，看完《夏濟安日記》后，我就以那句著名的“莫說相公癡，更有癡似相公者”為題寫了一篇讀書筆記。及至閱歷日豐，其間也拜讀了美國漢學家史景遷先生的著作《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又回過頭重新拿起了《西湖夢尋》《陶庵夢憶》細細品讀，才漸漸體會到作者寫作時的孤獨和癡絕之情。

　　魯迅在《吶喊自序》中寫道：“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大抵那時，他不一定想得到兩百年前他的那位紹興老鄉，那個從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墜入苦寒困頓生活的“癡”人張岱吧！

　　張岱出生于萬歷二十五年(1597)，張家門第顯赫，為紹興名門望族，張岱自小過著非常奢華的生活。在《自為墓志銘》中，他這樣描述自己的前半生——“少為紈绔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在五言《舂米》中，他寫道：“余生鐘鼎家，向不知稼穡。米在囷廩中，百口叢我食。婢仆數十人，殷勤伺我側。舉案進饔飱，庖人望顏色。喜則各欣然，怒則長戚戚。”竟然有奴仆數十人專門照顧其生活起居，仰其鼻息，觀其顏色，這和后來的“國破家亡，無所歸止。披發入山，駴駴為野人。故舊見之，如毒藥猛獸，愕窒不敢與接”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張岱自幼聰穎過人、才華出眾、博極群書，六歲時就被比作江淹，大文豪陳繼儒夸其“靈敏”，稱其“小友”，但因為種種原因，其屢屢在考場鎩羽而歸。

　　崇禎十七年(1644)，朱由檢自縊于煤山，明亡。不久，清軍入關，一路南下，于第二年占領了南京，大明江山已漸漸被蠶食殆盡。此時，已年近五十的張岱毅然站了出來，他散盡家財招募抗清力量，甚至自請帶兵奔赴戰場誅殺奸臣叛賊。然見群小得勢，又遭排擠，終于對南明小朝廷不再抱有希望，遂隱入山林，在窮困潦倒中以著書立言為精神寄托，通過寫文章來表達對往昔的追憶和對故國的眷戀。最艱難之時，“所存者破床碎幾，折鼎病琴，與殘書數帙，缺硯一方而已。布衣蔬茛，常至斷炊”。可謂前半生閱盡繁華，后半生歷盡滄桑。

　　簡單了解了這些，我們代入作者角度再去讀《湖心亭看雪》一文，自是另有一番體驗。

　　該文成于1647年前后，即清順治三年，而崇禎五年，即1632年，也就是說作者提筆的時候，離當年看雪已經過去了15年之久。全文可分上下兩部分，其中上部分寫西湖雪景，下部分寫賞雪遇知己。

　　“崇禎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開篇即點出了時間地點，簡潔明了。在那個敏感時代，作為前朝遺民，不做回避，偏要刻意強調舊時的年號，這大概是其最后的倔強了吧！張岱喜好山水，對西湖更是情有獨鐘，且淵源頗深。其祖父在西湖有別墅寄園，張岱小時候就經常跟著大人來西湖邊賞景、訪友，這里有著他成長過程中許多寶貴的人生記憶。可以說，昔日西湖的繁盛，是深深刻進了張岱心里的。其在《西湖夢尋自序》中寫道：“闊別西湖二十八載，然西湖無日不入吾夢中，而夢中之西湖，未嘗一日別余也”。亡國后的西湖，已不僅僅只是西湖，而是往昔的一個具象，是故國故園的一個符號。“大雪三日，湖中人鳥聲俱絕。”大雪紛紛揚揚下了三天，別說是人了，平日嘰嘰喳喳的鳥兒都凍得躲了起來，寒噤得不敢作聲。不少人看到這句話都會聯想到唐代柳宗元的《江雪》，二者雖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江雪》更多的是從視覺角度著眼，以作畫的方式來表現雪境，而此處更多的是從聽覺入手，勾勒出一個絕然的無聲世界。對寒意如此的渲染，而下文作者仍舊堅持深夜獨自前往賞雪，更加突出了其“癡”。“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擁毳衣爐火，獨往湖心亭看雪。”夜漸深，又是如此的天寒地凍，街上大概早已沒有了人影。作者臨時起意想去看雪，隨即穿上裘皮大衣，拎著火爐，獨自駕一小船前往湖心亭。張岱對西湖甚是熟悉，他并非不知道，和孤山、斷橋、蘇堤等比起來，湖心亭并不是賞雪的最佳去處，但他還是絕然地去了。一個“獨”字，既透露出作者內心的孤寂，也呼應了前面的“絕”和后文的“癡”。“霧凇沆碭，天與云與山與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此兩句，作者巧妙地運用了白描手法，以詩入文，不多加渲染和雕飾，僅僅只是對西湖雪景真實的還原，簡潔、樸素，仿佛是美景自己自然而真實地呈現在讀者眼前的。湖上霧氣彌漫，天、云、山、水縱向四物，通過三個“與”字無縫連接，融合在了一起，仿佛從來就沒有所謂的界限，天地間空曠、混沌，渾然一體；平面俯瞰，湖上影子，有長堤、湖心亭、舟、人，數量詞分別為“一痕、一點、一芥、兩三粒”，傳神的將數、量、形三意相兼。由遠處高處再將視線慢慢收回至近處，及自己，“遠”“近”“大”“小”互相映襯，更加形象地凸顯出眼前事物的渺小、微弱，和前文曠遠蒼茫的天地一對比，特別是“而已”二字，頓覺天地之大，人事之小。蘇東坡《赤壁賦》中的“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一粟”，王羲之《蘭亭集序》中“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意境不過如此。

　　“到亭上，有兩人鋪氈對坐，一童子燒酒爐正沸。見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飲。余強飲三大白而別。”作者寒夜獨自前往湖心亭看雪，卻意外發現此處已有二人先其而至；然作者并不寫自己的詫異和驚喜，反寫亭上二客“見余大喜”“拉余同飲”，一句“湖中焉得更有此人！”巧借二客之口，實為作者心聲，后人稱其妙在不發一語，而“盡得風流”。如此一來，三個志趣相投的所謂另類者形象躍然紙上。為了感謝這意外的相遇，本不能飲的張岱，硬是喝了三大杯。這種淡淡的略帶暖意的知己之遇之感，我在蘇軾的《承天寺夜游》中也曾讀到過。某夜，貶謫黃州已四年的的蘇東坡正“解衣欲睡”，見月色甚好，“念無與為樂者”，遂至承天寺找尋剛貶謫至此的故交張懷民一起賞月。一路上，他都忐忑于懷民是否已入睡，及至發現“懷民亦未寢”，蘇軾大喜。于是，二人“相與步于中庭”。蘇軾感慨曰：“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者耳。”一處夜半賞月之二“閑人”，一處寒夜觀雪之三“癡客”，妙哉！“問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金陵乃前朝故都，并非姓氏，對方看似答非所問，筆法實則與開篇的“崇禎五年十二月”一致，都是在刻意卻又似乎不經意地表現出自己內心深處固守的那份對于故國的“癡”。特別是“客此”二字，大有南唐亡國之君李煜客居宋朝那“夢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之悲感。況，作者自己作為前朝遺民，不也是客此清朝嗎？“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說相公癡，更有癡似相公者！”明明一開始寫的是自己獨自前往湖心亭看雪的，怎么又多出了同行之舟子，這是否存在矛盾之說呢？不然，這是刻意而為之。柳河東的《小石潭記》里也有類似的寫法，明明同游者五人，卻又說“寂寥無人”。畢竟，以舟子的認知，是無法理解作者那種“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的境界追求的，同時也愈加反襯出作者內心深處的孤冷。所以舟子大惑不解地說出“不要說相公您癡，原來還有像相公您一樣癡的人啊”這樣的話，也是可以理解的。這里的舟子形象與歐陽永叔筆下的那位童子類似。在《秋聲賦》中，歐陽修的窗外是“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而在童子的世界里，外面是“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當歐陽修情到深處，發出“嗟乎！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為動物，惟物之靈”的千古感慨之時，此時，“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嘆息。”童子似乎對這個話題不感興趣，竟然在交談過程中默默睡著了，只有四下蟲鳴之聲，仿佛在附和歐陽子之嘆息。但是，恰好是不解風情的舟子說的這句話，點出了一個“癡”字，也成就了全文的點睛之處。況且，這真的是舟子說的話嗎？不然，這是作者自己想說的話，無非是別具匠心地假借舟子之口說出。“癡”與“癡似”，以“癡”遇“癡”，以同調更加映襯出相公之“癡”，令人拍案叫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