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海人的讀書之風素為臺州之冠，自宋以后歷盛不衰。這不僅因為有官辦的州學、縣學，更因為有許多的官創民辦的書院。

　　臨海記載最早的書院建于宋代。較早的書院是宋代景定三年(1262)由臺州郡守王華甫創建的上蔡書院。上蔡書院與一位理學名家有關，這人就是謝良佐。

　　謝良佐，河南上蔡人，字顯道，元豐時進士，官至朝奉郎散騎尉。與游酢、呂大臨、楊時一同受業于“二程”，被時人稱為“程門四先生”，著有《論語集解》等書。據說，謝良佐學識過人、博聞強識，稱引前史可以不差一字。他自律甚嚴，聽了“明道玩物喪志”的警語，背汗面赤。有人問勢利，他說“打透此關十余年”了；又問色欲，則說“斷此二十年”了，足見其平時的修為。

　　謝良佐因遭黨禁而死，其子謝克家、謝克念避居臺州。當時的臺州郡守在修郡志時訪得謝克念的兒子，禮遇有加，于是祀謝良佐于州學，讓其后代有生活保障。再后來，王華甫當郡守，在東湖創建了上蔡書院。咸淳二年(1266)，王華甫邀參知政事楊棟為書院山主，后又請理學名家王柏(號魯齋，何基高足)前來書院講學，并編有《上蔡書院講議》。至元十三年(1276)，書院遭火災，遷到白云山，明代又三次重修。上蔡書院跨越宋、元、明三朝，是浙江著名書院之一，在元代還是全國四十一所著名書院之一。

　　臨海的書院雖然創設于宋代，但其淵源則可追溯到唐代。唐代的鄭虔詩、書、畫俱佳，被玄宗譽為“三絕”。他是廣文館的首任博士，晚年貶官至臺州。鄭虔看到臺州的文化比較落后，即以“教化”為己任，選擇民間子弟以教之。鄭虔聚徒講學之處，雖然沒有“書院”的牌子，但其形式和實際情形都與后來的書院沒有多大區別。由此，他也一直被尊稱為臺州文教的先驅。

　　書院與府州縣學有所不同，這和書院的來歷有關。唐時，藏書和修書的地方稱書院。到五代后，書院成為名人講學之所，講授方式比府州縣學靈活，更具個性，內容以儒家經學為主，旁及史書詩文。主持者稱“山長”或“山主”。臨海東湖書院留下的條規中就有“書院之設，所以造就人才。各生童自忖學力已到六七分者，來院肄業，易于成就，如荒落浮淺，大遠程度，不必徒勞往返”之句，這說明書院不以普及教育為主，而是供人深造。所以，馮甦在《東湖書院緣起》中說：“書院之興，以廣學校所未備也。”

　　按書院的傳統，一個地方建書院，關鍵在有無名人、學者。所以馮甦有“譬之棠留南國，碑豎峴山”之語，這是文化品位的標識。不過，臨海的書院，尤其是官創書院實際上和府州縣學是一樣的，或是取而代之罷了。

　　三臺書院，是清同治六年(1867)由臺州知府劉璈給價歸公創建的，院址選在龍顧山。這里原是楊姓女尼建的福清庵，后遭火災，鄉紳認為尼姑庵壓住了龍脈，致使一郡文運不振。劉璈上任后，先后重建了正學、東湖兩書院，臺州讀書人漸多，正愁書院不夠，于是給了女尼六十貫地契錢，動工興建了書院。他想到曾謫官臨海、教化立學的唐廣文院博士鄭虔，于是將書院命名為“廣文書院”，后來改名為“三臺書院”，成了合郡舉人肄業處，又稱“孝廉堂”。

　　臨海許多有名的書院都是士大夫賦閑后回到鄉里創辦的。這些人德高望重，學問又好，感召力強。白云書院就是明正統年間(1436-1449)由陳璲創辦的。陳璲(1385-1466)，字廷嘉，號逸庵，臨海城關人，曾授翰林院庶吉士，后遷廣西、江西按察使僉事，提督學政。歸家后，因熱心教育，陳璲創辦了學院，并著《逸庵集》《學庸圖解》等。其弟子中有一些也很有成就，如陳選(中進士，授御史，巡按江西)。后來，陳選賦閑后又在龍顧山創辦了“丹崖書院”，今留有摩崖。

　　明朝開始，巾山上到處都辦起了書院，成了讀書人最向往的地方。侍郎金賁亨在山麓建立了“崇正書院”，尚書陳函輝將別墅、讀書處建在巾山塔下舊名小寒山的地方，何寬也在兜率寺南面的高霞館建起了自己的讀書處。

　　說起臨海的書院，其規模都較為可觀。據《臨海縣志·書院》中對“正學書院”的記載，可見一斑：“北為堂樓，縱二仞，橫五倍之。上奉文帝、武帝神位，左右翼以平房，東西列兩廡，深二筵，廣四倍之，廡上亦為樓，共窗牖五十有二，南為講堂，敞三楹，其側為廳，廳下置考廠八間，為月課之所，齋廚庖湢及一切器具咸備；外為儀門，為兩廂，東魁星閣，西先賢祠，又其外為大門，左偏園，右射圃，其隙地為閽人種蒔者尚十余廟。”如此規模，確實稱得上氣象不凡。

　　清初，東壁書院也比較典型。這個書院是由洪若皋(人稱虞鄰先生)創辦的。洪若皋(1624-1695)，進士出身，當過戶部郎中、江南司員外郎、福建按察司僉事等官。其父喪后不再為官，專心治學，清康熙年間(1662-1722)的《臺州府志》《臨海縣志》就是他著述的。

　　據潘震雷在《洪志》中的記述，東壁書院在臨海縣西郊二十里的下塘園。靠山臨水，面對平疇廣野。洪若皋辭官后曾居杭州，本想在西子湖畔筑精舍以讀書講學，但因負重名，來訪的人太多，常苦于應酬。為圖清靜就回鄉了，選擇下塘園這一曾是“耕夫馌婦所投足，樵叟牧童所行歌”的地方建起了書院。剛回臺州時，洪若皋有感家鄉人文衰歇，覺得振興文運責無旁貸，曾悵然對他人說：文運不振“微獨官斯土者之羞，抑實吾輩之責。”

　　里人中，有錢的人也會集資籌辦書院。如清道光九年(1829)里人李安邦、李涉云等捐建的“賓賢書院”。有的書院雖由里人出資，但實際是官府所倡，如建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的“金鰲書院”就是由當時的邑令仲孫攀授命邑人葉菁等捐資創辦的，又如建于同治年間(1862-1874)的“旦華書院”也是郡守劉璈命里人項靖邦等捐資創辦的。

　　提起劉璈，他確實是對臨海辦學功不可沒的人。劉璈是湖南臨湘縣人，自身的文化程度并不高，只是童生出身，因在左宗棠部下攻打太平軍有功，于同治三年(1864)十月調到臺州當知府。

　　劉璈剛上任不久遇到了一樁案子：臺州守備因逼租動手打了幾名童生，其中，一名叫葛詠裳的童生深感不平，就邀集一幫同窗攔截守備的轎子，并把守備拖下來痛打一頓。那位守備把這事告到劉璈那里，劉璈便把葛詠裳等三十多人關押起來。這時省里的學使吳存義來臺州視察學校，不見諸生前來歡迎，一問，原來是被劉璈關起來了，吳存義很是吃了一驚，因為不明真相，他表面上還是不動聲色。

　　過了一會，知府劉璈前來拜見。兩人談了一會兒，吳存義突然舉了舉自己的茶杯。按照常禮，上司只要舉茶杯就算要送客了，劉璈只好起身告辭。這時，吳學使卻也突然起身相送，劉璈連聲說“大人留步，大人留步”。吳學使只顧伸手請行，送出二門，又送出大門，劉璈連連躬身，一個勁地說“大人留步”，一時受寵若驚。

　　這時，吳學使突然說道：“我不是送你這個四品黃堂的，而是送你的十年寒窗。”劉璈恍然大悟，回到衙門立即放人，此后特別重視教育，為臺州文化教育做出了不少實事，許多書院的興建、重建都與他有關。

　　據史料記載，劉璈在任知府期間，在城鄉新建、擴建、重建的書院就多達十一所，各縣縣令也紛紛仿效，一時間，臺州的文教事業大為振興。從劉璈于同治八年(1869)重建的東湖書院來看，該書院“歲入頗饒，除鹽厘捐、房租、地稅、存款息銀等項無定數外，共計田六百二十六畝五分五厘，計額租九百八十四石，另地二畝九分一厘，麥租四石一斗七升、豆一石一斗三升”。辦書院沒有一定經濟實力不行，這也從側面反映出當時臨海的經濟還是比較發達的。

　　清朝末期，全國掀起了廢科舉、興學堂的熱潮，不少學堂又選址巾山，其中創辦較早、影響較大的要算朱車并創辦的“自任學院”。

　　朱車并，字崇齋，從小入府學讀書，當時盛行的維新思想給了他很大的影響。“戊戌變法”前夕，他充補為選貢，到北京應試。在光明殿應試時，他因痛斥內政而落選。回臨海后不久，八國聯軍就攻陷了北京。

　　他深感時尚所趨，于是致力于創辦新學，于1902年在周繼瀅等一批志同道合者的協助下，他選址三元宮辦起了“自任學院”。在學院里，他一舉改革八股課士舊制，采用天、算、子、史、英語、日語等中西結合的課來教育學生，自己還親任文史講席，又聘請有真才實學的人教授天文、算術等課。

　　他常告誡學生：“少年莫擲光陰，到此處晴雨空談。”他要求學生講求科學，關心政治時事、開闊眼界，后人認為他的學院開創了臺州現代文教的先河。

　　“自任書院”也是臺州最早創辦的私立學校。1903年，“金鰲書院”改名為金鰲初等小學堂。1905年，陳蔚文在城關創辦了“近圣小學堂”。這些都是臨海最早的新式小學。

　　臨海巾山上的書院經過宋、明、清等歷朝長達六百余年的發展，清末民初時開始式微，隨之而起的是一批新式學校。而今又經過了一個多世紀的風雨，這里只留下舊瓦殘磚可為后人憑吊。然而，那些繁榮于宋、明、清時的書院，雖然都埋沒在夕陽芳草之中，但它們的確為臨海這方熱土培養了一代又一代杰出人才，它們的存在也奠定了臨海豐厚的文化底蘊，至今仍在講述著一大批飽學之士振興鄉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