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寧宗初期，那場曾令學界黯然失色的偽學之禁，猶如冬日寒霜，雖一時籠罩了理學的天空，卻終未能阻擋其春日之花的綻放。不久之后，理學便如沐春風，重獲新生，更成為朝廷推崇備至的學說。

　　隨著理學地位的提升，設立官方書院成為一股席卷朝野的潮流。各地的監司與知州們，追逐著春風的腳步，競相投身于教育興辦的熱潮之中。他們或新建書院，以傳承文化之精髓；或樹立賢祠，以緬懷先賢之遺風；或刊印四書，以普及理學之要義。這些舉措，不僅被視為衡量地方官員賢能的標尺，更成為他們博取聲名、晉升仕途的捷徑。

　　在這片風起云涌的教育浪潮中，臺州的書院也迎來了屬于自己的春天。它們不僅承載著傳承理學精髓的使命，更成為培養地方人才、推動文化發展的重要力量。上蔡書院等“名校”，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蘊與獨特的學術氛圍，吸引四面八方的學子前來求學問道，共同書寫著臺州教育史上的輝煌篇章。

　　一

　　宋景定三年(1262)之秋，臺州迎來了一位深受理學熏陶的新知州——趙景緯。他心慕程朱理學，以未能親炙朱熹門下為生平一大憾事。對朱熹思想有著深厚造詣的他，到任伊始，便將“化民成俗”視為首要之務，矢志以儒家經典啟迪民智，引領風尚，為臺州的文化發展注入了勃勃生機。

　　趙景緯尤為重視書院的建設與發展，恰逢臨海新建成一座上蔡書院，此書院之名，乃為緬懷上蔡先賢謝良佐而設。謝良佐(1050～1103)，字顯道，蔡州上蔡(今河南上蔡)人士，世稱上蔡先生，乃程門高足，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并稱為“程門四先生”。他創立的上蔡學派，在理學史上扮演著承前啟后的關鍵角色，被尊為心學之基、湖湘學派之祖，更被推舉為“洛學之魁”。謝良佐因黨禁之禍流寓臺州，其子謝克念遂定居臨海。景定三年，臺州知州王華甫感念其德，特以謝良佐之名命名新建書院，意在弘揚理學之道。

　　彼時，全國各大書院皆以名師為尊，競相延攬學界巨擘以壯聲威。趙景緯與王柏，兩位朱子理學之忠實追隨者，學術志趣相投，情誼深厚，常有書信往來，共探理學奧義。鑒于王柏在理學界的崇高地位，趙景緯與上蔡書院山長楊棟(曾任婺州知州，官至參知政事)攜手，共商聘請王柏出任書院堂長之大計。為表敬意，楊棟親率使者，攜書信及豐厚薪資，遠赴金華，誠摯邀請王柏出山。

　　王柏(1197～1274)，字會之，婺州(金華)人氏，年少時仰慕諸葛亮之為人，自號長嘯，后因悟及“圣門持敬之道”，遂棄舊號，改為更為莊重典雅的“魯齋”。他后師從何基，成為朱熹三傳弟子，金華朱學之代表人物，與何基、金履祥、許謙并譽為“金華四先生”，是宋元之際傳播正宗朱學的關鍵人物。

　　臺州，作為“朱子傳經地”，自朱熹傳道以來，理學之風蔚然興起。王柏精通經史，學識淵博，著作等身。他抵臺后，更是高舉朱子理學之道統大旗，于上蔡書院首開謝上蔡“大居敬，歸窮理”之訓，引領臺州后學深入研習朱學正宗。他編寫的《上蔡講義》，以及他對《易》《論語》《中庸》《太極通書》《朱熹讀書法》的精妙講解，皆在學界引起強烈反響。

　　史載：“天臺后學始得聞正學傳授之要，敷揚經旨，精粹瑩白，聽者悚然，意融心服。雖鄉之耆德，亦執弟子禮來謁。遠近聞風，莫不競相景從。”王柏在上蔡書院的講學，不僅使臺州學子得以親聆理學精髓，更使得理學之光，照亮了這片古老的土地，澤被后世，影響深遠。

　　二

　　不久之后，黃巖的車若水兄弟亦踏足上蔡書院，與王柏并肩講學，共探學術奧義。他們時常泛舟湖上，一時之間，學風蔚然，吸引了眾多學士大夫紛紛歸附，即便是那些年歲已高、聲望卓著的學者，也甘愿執弟子之禮，以求學問之道。

　　臺州士人在此氛圍下，深諳綱常名教之要義，競相以節操修養為尚，以至于“士不言道，樵夫笑之”，道學之風盛行。

　　而王柏及上蔡書院的學子們，更是受益匪淺。他們既是師生，亦是摯友，講學論道，相互啟發，共同進步。

　　其中，王賁便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學友。他字蘊文，號石潭，天臺人氏，性格剛正不阿，隱居鄉間，竟能感化民風，使百姓向善。王華甫創辦上蔡書院時，曾有意請王賁出山主持書院事務，卻苦于無計可施。最終，王華甫巧設義倉之計，引得鄉里人自發前往王賁家中，懇請他出山。王賁無奈，只得應允。而后，他又受王華甫之托，帶著書札禮單和禮品，成功邀請楊棟為山長，趙景緯為堂長。完成使命后，他便歸隱故居，不再涉足世事。

　　后來，趙景緯接任臺州知州，聘請王柏為書院堂長。王柏上任后，王賁才精心打扮，身著古服前來拜見。兩人一見如故，相談甚歡，彼此間毫無隱瞞。王柏對王賁極為敬重，離任時，甚至想請他代為總領書院事務。為此，王柏特意準備了書札禮單和禮品，并謄寫好奏疏，焚香叩拜后發出。王賁看在王柏的情面上，才勉強答應出山。

　　此外，王柏還極為欣賞仙居學子陳柏。陳柏字茂卿，號南塘，深得朱熹門人之精髓。王柏在掌管上蔡書院時，讀了陳柏的《夙興夜寐箴》，深感其言辭懇切，受益匪淺。于是，他讓書院諸生每人抄寫一份，放在座右，作為書院的規矩。他還將這篇箴言寄給好友葉由庚，并附上陳柏的《懷友》《盛雪巢》兩首詩，表達了對陳柏的器重。

　　值得一提的是，王柏與黃巖人杜范的關系也極為密切。兩人詩文唱和頻繁，《萬歷黃巖縣志》稱他們為“師友之間”。王柏的《修為篇》中有言：“私欲凈盡，天理流行，則吾心常清明端肅。”這與杜范《軍器監丞輸對第一札》中的“天下之理，天命之所不能違，人心之所不能異者，曰公而已矣”頗為相似。因此，有學者認為杜范的理學思想對王柏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王柏在教學中亦深受臺州學子的啟發。例如，他關于“詩疑之說”的理論便源自車似慶的《隘軒集》。而他的高徒車若水所撰寫的《道統錄》一書，更是觸發了王柏關于“圣人之道統”的思考。他在為《道統錄》作序時，表達了自己的觀點，這也成了他道統思想的代表論斷。

　　因此，盡管王柏在臺州的教學生涯不足一年，但他卻自稱“攀登峻嶺，東臨大海之濱，在上蔡書院圣則堂上講學，結識了諸多賢才，洗盡了我平生的淺陋”。他又說：“與圣則堂的眾多學子共同沐浴在賢能知州的德化之中，東湖浩渺，我雖未能完全沾染其恩澤，但已深感其妙。”這足以說明臺州學者與王柏之間的相互啟發與影響。

　　三

　　王柏矢志不渝地以弘揚理學為人生使命，淡泊名利，是一位身體力行、學術與修養并進的純粹儒者。他深刻領悟并傳承了朱子理學的核心理念——“理一分殊”，堅信宇宙間存在一個統攝萬物的至高之理，而這個理又微妙地蘊含于每一具體事物之中，即萬物各具其理。他闡釋“統體一太極”，即“理一”的生動體現，并強調通過研讀經典傳注來領悟經文的深層意義，對儒家經傳抱有高度的重視。

　　王柏提出的“分殊理一”及疑經思想，為理學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因其對朱學的推廣貢獻卓越，后世封建統治者對其贊譽有加，尊其為理學正傳。

　　在臺州，王柏接續了朱熹的理學火炬，極大地推動了臺州理學文化的興盛。他不僅培育了一大批杰出的臺州理學家，如周敬孫、楊玨、陳天瑞、盛象翁、車若水、車若綰、黃超然、朱致中、薛松年、楊琦、曹淇等人，均拜入其門下，深受性理之學的熏陶。

　　其中，車若水與王柏的關系尤為深厚，兩人頻繁交流學問，共同主講上蔡書院，探討朱子學說，且一同被名士楊文仲舉薦。他們之間的亦師亦友情誼，對彼此的思想產生了深遠影響，黃宗羲對此評價道：“魯齋(王柏)之格致之學，源自玉峰(車若水)之知止。玉峰的學術著作，魯齋無不贊嘆其深厚學力。”王柏對車若水的思想極為贊賞，甚至從其對《大學》的闡釋中獲得靈感。在王柏的鼓勵與協助下，車若水完成了《道統錄》等著作，王柏為之作序，贊譽其“光輝照耀古今，與天地同壽”。對于《宇宙紀略》，王柏亦給予高度評價，稱其詳盡記載了宇宙萬物的奧秘、人類社會的法則以及禮樂制度的精髓，“乾坤端倪，民物尋則，禮樂制度之詳，經傳義理之奧，莫不備載，經世之具也”。

　　此外，王柏還與眾多臺州士人保持著密切交往，如為仙居蔣應雷的鑒玉堂書院題詩，與天臺趙必升情誼深厚且為其作品作跋，為天臺周平之、施處士，黃巖趙希悅等臺州友人撰寫詩文，包括為趙師淵的《資治通鑒綱目》刊印作后跋等。

　　王柏的教育思想亦深邃而實用，他教育弟子們“要得斯文傳氣脈，定須吾黨立規模”，讓大家以傳揚理學為己任；又說“念念服行方是學，莫將枝葉費工夫”，強調學問要切于實用；又說“工夫只在潛心處”“康莊穩步復奚疑”，勉勵學子們潛心問學、日積月累。他的教育理念對臺州后世的經世致用之學產生了深遠影響。

　　正如王舟瑤在《臺學統》中所言，王柏在上蔡講學，從學者眾多，其學風流傳至元明兩代，綿延不絕。明人金賁亨的《臺學源流》亦記載，王柏繼朱熹之后，成為臺州學子心中的楷模，其學術傳承歷經數代而不衰，這是他最大的功勞，“自是考亭之學遞相傳授，迄于今不衰，此其功也”。《臺州府志》亦稱贊受朱熹與王柏理學熏陶的學子，均“嚴氣正性，秉直不回”，具備嚴正的氣質與堅定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