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海青瓷簡史

　　漢晉時期，臨海的窯址主要分布于靈江兩岸。目前在臨海境內發現的該時期青瓷窯址有7處，其中發現遺存較多、產品種類較為豐富的窯址有鯰魚坑口窯址、安王山窯址和西岙窯址。這一時期，臨海制瓷業已取得一定程度的發展，器型種類豐富，有碗、缽、罐、罍、瓶、壺、盤等，紋飾以弦紋、米字紋、網格紋為主，兼有雞首、虎首、蛙形等動物造型的器物，瓷胎通常相對粗糙，未經過充分的提煉和細致的處理，釉色多為青或青中泛黃，釉層薄而亮。部分窯址發現有窯具，窯具類型主要為墊具、間隔具。漢晉時期臨海制瓷業的初步發展，為南北朝和隋唐時期的臨海制瓷業奠定了基礎。

　　在靈江的中上游地區，發現唐代窯址1處，位于城東五孔岙村東掃帚山麓岙里水庫大壩北端，稱為五孔岙窯址。產品有各式青瓷碗和缽等，外壁多施半釉。流行疊燒。形制普遍較為粗大，胎質厚重，釉色以青黃、青灰為主，足部主要表現為寬圈足及少量玉璧底。

　　北宋時期，臨海瓷窯址主要集中在臨海古城五六公里外靈江兩岸的梅浦、許墅一帶。其中梅浦窯址群位于梅浦村周邊，傳說古時有所謂的“三十六支窯”，目前所發現的窯址主要有后門山、馬里墩、鳳凰山、嶺下、里岙、馬尾坑、瓦窯頭、西澤里、王岸、牛山等處。許墅窯址群位于靈江北岸的臨海市古城街道西郊許墅村一帶，距臨海古城約6公里。1966年，臨海市箱板紙廠在此選址建廠，其間發現了該窯址。同年5月，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派朱伯謙先生前來主持發掘清理工作，發現的陶瓷器物標本大部分由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收藏，現存于浙江省博物館，臨海市博物館也保存了部分標本。

　　北宋之后，可能受到資源枯竭等因素的影響，加之諸如龍泉窯、景德鎮窯等南方其他地區窯場的興起，使得臨海制瓷業從南宋開始日漸式微。臨海市博物館所藏南宋瓷器多為龍泉窯與福建、江西一帶窯址的器物，可能與此有關。目前僅在今括蒼鎮一帶出現過元代時燒制類似月白鈞瓷的粗瓷窯址。元以后，臨海就再沒出現燒造規模大、產品質量高的窯址。

　　北宋臨海制瓷業的特點

　　北宋臨海制瓷業較前代而言，在胎、釉、窯爐、匣缽、裝飾工藝、器物造型等方面均有所創新與提高，這不僅提高了陶瓷產品的質量，還擴大了銷售市場。

　　通過對梅浦、許墅等臨海瓷窯址的考察可以得知，當時的制瓷工匠在瓷器制作過程中，會精心挑選瓷土，并通過細致的淘洗去除胎體中的雜質，使得最后成形的胎體既細膩又均勻。這種精細的原料處理過程使得瓷胎具有致密而緊實的特性，不僅提高了瓷器的整體強度和穩定性，同時也為后續瓷胎表面紋飾加工提供了良好基礎，對于最終成品的質量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釉色的燒制也取得了重要的突破，成功地創造出一種品質更高、更透亮的青釉，將青瓷整體的品質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其次，梅浦與許墅這些臨海瓷窯大量使用瓷質匣缽，同時也發現部分瓷器在燒造時采用了釉封技術。從目前考古發現來看，浙江地區采用瓷質匣缽與釉封技術的情況只在燒造高品質秘色青瓷的上林湖唐代窯址中有發現。瓷質匣缽具有良好的密封效果，同時可保證瓷器與匣缽同步的收縮率，從而更能夠保證高質量青瓷的產生。

　　從目前梅浦與許墅所發現的宋代瓷器情況來看，其產品主要包括碗、缽、罐、盤、壺、杯、水注、盒、瓶、碟、花器、茶器、香器、酒具等，其中高品質的瓷器釉面緊致純凈，呈現出青翠透亮的效果。裝飾技法包括刻、劃、刻劃結合、鏤空等，其中以刻劃花最為常見，刻劃技巧嫻熟，有半刀泥加細線剔刻的手法，線條精致細膩，紋飾類型有雙摩羯紋、荷花、蝴蝶、牡丹、蓮瓣、纏枝花草、飛鳥和人物等。

　　1995年，越窯秘色瓷國際學術會議在上海舉行。當代陶瓷學術研究泰斗耿寶昌先生根據其所見及的各地瓷器標本提出：“臨海許墅窯產品尤其典型，過目所及的標本，有刻花鏤空工藝的香薰、盒等，均胎質細密如玉，釉色青綠如翠，堪稱秘色瓷上品。”2023年4月，在臨海舉辦的青瓷考察研討會上，許多專家都對梅浦—許墅窯址群給予了高度評價。中國古陶瓷學會會長孫新民表示，梅浦—許墅窯燒造的青瓷工藝較為高超，使用大量瓷質匣缽進行裝燒，保證了瓷質品的燒造質量，其青瓷胎薄、釉潤、玉質感強、刻劃紋飾精美，可以與浙江上林湖出土的秘色瓷媲美。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秦大樹對臨海發現的窯業遺存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宋代臨海制瓷業是越窯與龍泉窯生產高峰之間的另一個重要的陶瓷生產中心和高峰。

　　北宋臨海制瓷業高度發展的成因

　　臨海制瓷業自漢晉興起，經過隋唐時期的不斷發展，最終在北宋達到頂峰。臨海制瓷業之所以在北宋時期達到頂峰，這得益于地理、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

　　臨海的地理位置及自然資源為制瓷業的發展提供了優越的條件。臨海依靠靈江，為制瓷業提供了豐富的水資源，同時也為原材料及成品的運輸提供了便利的條件。此外，臨海周邊多山多植被的自然環境，也使得龍窯的建造及木材燃料的獲取更加便利。

　　唐武德四年(621)，置臺州，州治設于臨海。政治地位的提升促使社會各方面都迎來了長足的發展。五代至北宋時期，吳越國錢氏家族成員大量在臺州為官，這對臨海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發展都有著重要意義。馮先銘先生《中國陶瓷》一書中有關宋代江南地區陶瓷概說部分提到：“北宋初期吳越錢氏出于燒造貢瓷的特殊需要，促使了浙江越窯(余姚縣)的發展與提高，由于貢瓷的數量龐大，遠遠超越了越窯的生產能力，貢瓷由杭州灣地帶生產條件較好的一些瓷窯分擔……此外還有臺州灣地區的臨海和黃巖窯。”吳越王族來到臺州任職，吳越國朝廷命令其選擇臺州生產條件好的窯場，定向管理，燒制精品瓷器，作為朝廷貢器的補充也在情理之中，而這無疑促進臺州制瓷業在這一時期得到快速的發展。

　　臨海制瓷業在北宋達到頂峰也得益于北方人口不斷南遷帶來的人口增加。大量的人口既為臨海制瓷業提供了廣闊的市場，也為臨海制瓷業提供了大量優秀的制瓷工匠。而北宋時期商品經濟興起、工商業的繁榮、海上絲綢之路的開辟以及海外貿易的增加，都促進了臨海瓷器燒制數量的增加與制瓷業技術的進一步提高。

　　臨海自古就是文化薈萃之地，文人墨客輩出。北宋時期，臨海的文化也得到快速發展。文人士大夫對瓷器有著獨特的青睞，他們對瓷器提出了更高的審美要求，從而激發了制瓷業的技術創新和藝術表現，推動著制瓷業的藝術化發展，促進了制瓷工藝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