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初年，臺州是高官顯貴熱門的僑寓之地。由于宋高宗在南渡時，有“從官擇便住溫、臺之命”，所以一“定都”臨安后，臺州便開始熱鬧起來，一時之間“南渡多北客”，“四方之寄寓者”帶來了中原的人文和風雅。

　　這不，大概在紹興十八年(1148)前后，提舉萬壽觀的保信軍承宣使曹勛，主臺州崇道觀的福建路轉運副使賀允中，寓居臨海的名士李益能，還有僑寓臨海的未來宰輔王之望，等等，他們正好群彥畢集臺州府城。

　　某日，天空正醞釀著一場大雪，靈江畔的倚江亭上，一場熱鬧的酒會也在高調舉行，“豪客爭題鸚鵡詞”，大家爭相作詞唱和。作為大詞人的王之望欣然賦詞一闋《鷓鴣天·臺州倚江亭即席和李舉之，時曹功顯、賀子忱同坐》，詞的最后是：“謫仙狂監從來識，七步初看子建詩。”分別用幾位高官的同姓歷史名人作比，如以“謫仙”李白喻指李益能(即李舉之)，以“狂監”賀知章喻指賀允中(即賀子忱)，而北宋末年慢詞大家曹勛(即曹功顯)壓軸出場，并被比擬為有七步之才的曹植，可見其文思之敏捷和才華之橫溢。

　　一

　　這位曹勛后來官至參知政事，他的身世可不簡單。

　　曹勛(1098-1174)，字功顯(又作公顯)，號松隱。潁昌府陽翟(今河南禹州)人，宋代文學家、詞人、大臣。南渡后寓居臺州，是溫嶺、黃巖、仙居、天臺等地曹姓的先祖。

　　曹勛出生于文化世家，伯父曹緯、父曹組都很有才華，三代贈至太師。他在儒學氛圍濃厚的家庭中成長，早早便博覽群書，經史子集無不精通，而且“無一日輟吟而停披也”，所以出名也早，“蚤游成均，有聲儕輩間”，但他卻以武官的序列升遷，后來又考了進士。

　　他的經歷頗具傳奇色彩，靖康元年(1126)，與宋徽宗一起被金兵押解北上，與皇族共患過難。后來，他受徽宗所托，懷半臂絹書從燕山逃歸南宋朝廷，使趙構繼任皇位有了依據。他據自身經歷陸續獻上《北狩見聞錄》《進前十事札子》，表達了堅決北上恢復中原的思想。但宋高宗卻沒有這樣的志向，為此看他不順眼，導致他輾轉九年不得升遷。

　　宋金和議后，曹勛又多次奉命出使金國。紹興十二年(1142)，第二次使金歸來，圓滿迎回了徽宗梓宮及韋太后，并在金庭慷慨激昂、據理力爭，這般骨氣為他帶來了榮譽和地位，但同時也開始被秦檜猜忌，因此不得不乞祠祿(就是享受俸祿而不必承擔實際職務)，退居臺州。后來雖被重新起用，加太尉、提舉皇城司、開府儀同三司等頭銜，但是他已經年老無心政治，最終退居天臺，去世后賜謚號為忠靖，葬在臨海括蒼山下大岙村。

　　曹勛于紹興三年(1133)、十五年(1145)、二十年(1150)和乾道元年、五年多次退居臺州，時而住府城巾山南麓，時而住臨海括蒼或城東，時而居天臺山麓，房宅之多，可以說是宋代典型的臺州“房叔”，即便是最終定居天臺，他也經常“往來子舍，率不逾季，即移舍焉”，到兒子們的各處曹家別墅莊園小住一段時間，從而導致后世學者都難以搞清楚他的居住地。我們根據其詩文整理了下，可大致為三個階段：

　　臨海守孝期，即紹興三年至五年(1135)間，因他的繼母潤國丘夫人去世，而北方家鄉已淪陷，他只好將母親先葬在“臨海縣真隱山之陽”，即現在臨海括蒼大岙一帶，并向朝廷申請將墳東南側的顯恩寺作為自家的香燈院，改為顯恩褒親禪院(上世紀被拆毀)，并在旁邊建了二十多間房子，“井灶什物、床榻皆備”，作為子孫祭掃祖墳的歇腳之所。年老退居天臺后，他還“間來墳山，樂其地，必留連旬日方歸”，并寫詩說“閑時謁墳山，小筑真隱麓”，這里是他緬懷家人、寄托鄉情的地方，也是他日后的歸宿，所以對這里特有感情，并且每次一待就十來天。

　　由于崇信禪宗，他還在天臺往來府城的臨海小石嶺附近建了接待庵，方便來往僧侶歇腳，他的第二個兒子曹耜的墓地后來也建在這一帶，樓鑰的文集和洪邁的《夷堅志》都有記載。

　　這一時期，作為寓居他鄉的游子，再加上國有難、家有喪，他的心情是郁悶的，懷鄉的愁緒始終魂牽夢縈。他的詩中充滿了異鄉流離的痛楚，望故鄉時，他感嘆“我亦天涯淪落客，丘園回首亂云遮”；懷故人時，他痛吟“衰草蒼煙非故里，短篷輕槳漫歸舟”；過節時，他總是“笑談懷酒伴，節物念吾鄉”；悲秋時，他感慨“兩行南去雁，一片北歸心”。總之，“北歸了無日，先壟掃何時。愁與燕鴻遠，心同楚客悲。”每到此時，他總是“引領鄉關，邈隔南北，慨念松楸久無灑掃，計湮沒于草莽中”，充滿感傷。

　　為此，他帶著強烈的國仇家恨，希望“俟還先壟有日，則負骨以歸。因得地為窀穸，以待北歸”，有朝一日能夠帶母親的骸骨北歸故鄉。正是抱著打回家鄉去的渴望，在此期間，他依然保持“行忠赤之心”，未嘗一念忘國恥，寫下《項王懷長沙》《有所思》《漢宮昭君怨》《京口歸燕》等表達內心悲憤和對投降派殘害忠良之憤慨的愛國詩篇，還多次給正寓居臨海的丞相呂頤浩寫信，表現出強烈的抗金復國思想。

　　二

　　第二段臺州僑寓期是“祠客臺州”階段，即紹興年間因被政治打壓而賭氣“奉祠”。這一時期，曹勛應該大多時間住在府城，據其留下的《臺城雜詩》等詩來看，就住在府城墻邊一個名為“南園”的地方，其“稍收帢幘山房景，欲學孤山處士家”“小亭倚山肋，東望渺云海”“卜筑城隅久罷休”“城居得高勝，欄檻俯阛阓。斂跡紅塵中，游目雉堞外”等詩句都表明住在巾山麓的城墻邊。而從“僑寓江城”的周邊環境來看，其“居臨潮落潮生地”“遠岸重重樹，晴江處處舟。飛紅殘照里，閑倚水邊樓”“危亭欄檻倚江干，飯了登臨得暫閑”等詩句顯示，應該在城墻根面江的地方。他還有詩說“小山叢薄棲南郭，蘭若蔽虧如間錯”，這與他對賀允中住處的描述“巾山之陽，佛宮與鄰”環境相似，也印證了他們為何能經常一起聚會，主要是他們住的都是巾山南邊的“江景房”。

　　其間，曹勛經常與臺州府城的名流詩酒唱和、飲席歌筵，與他往來的有參知政事錢端禮、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賀允中、抗金名將李顯忠、提舉浙東常平蔡向、臺州知州曾惇等，可以說是囊括了同一時期臺州名人圈的頂流。

　　他們一起舉辦各種雅集，攢各種文人局。有酒局，這是曹勛的最愛。這段時間，他似乎完全放飛了，他說：“我生茍無禍，放懷在詩酒。詩酒得自在，功名亦何有。”為了詩酒寧可放棄功名。當然也是借酒來澆愁：“不復嫌村酒，何能有客愁。”因為“惟有芳醪意甚真”，所以幾乎無酒不歡，孤獨時，他渴望老友賀允中“肯來傾濁酒，同與散清愁”；下雪了，他要跟老賀一起“能賦懷王粲，開樽憶孔融”，賞雪飲酒、共享雅趣；中秋節前一天，他又寄詩表達“一樽不同樂，孤光共愁絕”的心情，渴望思親的佳節能跟老鄉一起追憶北方的故土。

　　跟錢端禮一起最喜歡干的事就是豪飲了，盡管酒量不好，卻很貪杯，“滿腹本來同偃鼠，吸川遂欲比長鯨”，結果“醉后狂歌能恕否，如今五日未全醒”。錢端禮寫了詩，要親自到曹勛家一起當面探討，他又興奮得高唱“春風爛熳何妨醉，濁酒淋漓任滿衣”，春風如此絢爛，何不借此痛飲一場，即使濁酒濺滿了衣襟又何妨。

　　他喜歡勸酒，一句“金蕉酌酒應須醉，玉指傳觴豈易辭”，令賀允中、李益謙為之傾倒；哪怕是與知州曾惇談政事，也不忘用酒來比喻：“政須圖一醉，寧復較行觴。”

　　當時還流行“賞花局”，他或到賀允中家中賞瑞香，或到城東北龍顧山下的錢端禮家賞荼蘼，也請朋友到自家小圃賞春，還一起組團到城東山宮一帶賞“照眼傳香總是梅”的十里梅花；還有“小園午集”，邀請眾人來賞花游春，下棋吟詩。

　　三

　　最悠哉的是“卜居天臺”階段，即乾道年間。曹勛的仕途比較順利，也常被人非議，“厄于權奸者且二十年”。紹興和議之后，他對茍且偷安的時局漸生不滿，于是“英銳有為之志磨滅以盡”，從而將對政治的關注收拾起來，轉而投向山林之趣。尤其是到了乾道年間，曹勛已經六十余歲，心境趨于恬淡，已經沒有什么工作斗志，天天想著船到碼頭車到站，“思得閑靜處，與道人衲子輩或圍坐談笑，或攜筇細履，開眼得林泉之勝，坐臥有云霞之鮮，蕭然徜徉，不知老之將至”，希望“從容云水，無負年光”。

　　而他最心儀的地方是天臺山。早在朝堂時，曹勛就對天臺山念念不忘，寫了《思歸天臺》，表達“每與兒曹話歸計”的頻繁；《憶天臺》，期待“懸車歸臺山，乘田方自勤”的生活；在沒有實現愿望的時候，總是感嘆“未得歸休桐柏去，每尋故老話臺州”。

　　經過一番“掛冠復掛冠，求去再求去”的頻繁進退后，曹勛最終落腳在天臺，“幽棲真在赤城隈”，就是《天臺縣志》所說的曹開府勛宅，在縣北城外二十步太坊一帶。還在天臺縣城西清潭山的松隱，“小葺衡茅望玉霄”，筑個小隱作為“晚歲游息之地”，他的詩文集也因此命名為《松隱集》。

　　由于喜愛天臺的桐柏山水，曹勛還在桐柏庵西側建有沖嗇庵。“高宗書沖嗇二字榜之，傍有云壑尤勝”，宋高宗御題匾額，恩榮有加。曹勛為此還寫了好多詩，其中“小庵筑桐柏，宛在艮山位。數峰直遠目，一水繞右地。門徑連主山，松篁接空翠。貴客下北闕，喜話卜鄰計”對此作了生動描述。

　　一退休，曹勛就迫不及待寫下“恩許天臺遂幽筑，清風一棹送歸船”的詩句，頓覺一身輕松。到了天臺后，他開始迎接陶淵明式的歸田園居生活。對此，他頻繁自夸道：“我在天臺山下住，松菊占深幽”“除地臺山麓，稍葺五畝宅”“三臺勝地松連菊，五畝幽居竹映扉”，山林隱逸，只問農桑，不問世事。

　　(下轉第13版)　(上接第10版)

　　他從此徹底接納并喜歡上了第二故鄉臺州。由于他是一個博涉群書的典型文人，再加上他“自少而壯，壯而老，處貧賤患難富貴，未嘗一日不留神筆硯間”，創作激情很高，筆耕不輟，因此，他得臺州的山水之助，詩文從“文藻華麗，炳炳瑯瑯，昭如日星”的氣象轉向清麗自然。他在臺州創作的大量詩歌，讓我們得以窺見北宋南渡宰輔的隱居生活。

　　隱居天臺是南渡后令人羨慕的事，所以曹勛經常在詩中夸耀，一會我是“我本汝潁士，老隱天臺山”，一會是“我家天臺玉霄峰，旁臨云海空復空”，時而“小筑云臥天臺山，再掛此冠供汛掃”，時而“投老臺山麓，松篁筑靚幽”，“顧予巖壑姿，小筑臺山傍”“曉擁臺山云，時讀修禊帖”“素懷繞列岫，乃家臺山麓”等等，都展現了閑適、超然的生活狀態。

　　他的生活環境是自然的：“晚家臺山下，云水同一鄉。人事講鄰曲，雞黍期相當。秋風起木杪，涼氣吹衣裳。東家喜見招，社甕開新嘗。”與孟浩然《過故人莊》中“故人具雞黍”“把酒話桑麻”的詩意也很類似。蒔松栽花，移竹種麻成為了他生活的常態。

　　“坐斷天臺四五年，居山心跡兩超然。”正如海子一樣，曹勛實現了“從明天起做一個幸福的人，關心糧食和蔬菜”的愿望。他是這樣描述自己在天臺的生活：“卜筑天臺，松竹靚深，侶方外之高士，訪親舊之知音。一觴一詠，有書有琴。”寄情山水之間，享受閑逸之趣。其間，他創作了大量山居詩，都是吟詠性情、陶寫風景之作，深得陶淵明的旨趣。

　　曹勛結廬在一個有山有水的村落，周圍全都是佛寺。有時候要到桐柏宮去玩一下，回來時已經夕陽西下。好友們都散居在山間四處，要等十來天才有可能偶爾小聚一次。每次都會喝得爛醉，醉后放聲高歌、自由自在。

　　他喜歡喝酒，正好臺州人也嗜酒，“朅去天臺居，邑有萬戶酒。一出嘗十家，已覺醉屢肘”，一出門就能喝到很多人家的酒，不知不覺就醉得連手都伸不直了，回家時月亮已經掛上枝頭了。他還經常借春游之機到外面喝酒，甚至很晚才回家，到了家人“持炬接迎我”的地步，此時他已經“村醉欹冠巾”，早已醉得衣冠不整。他說“閑居必家釀，不以空乏廢”，為了喝到好酒，他還“買魚沽市醞，借姓過州城”，偷偷到府城買好魚好酒。

　　醉酒頻繁了，煩惱也來了，他開始自我反省。“招客圖客歡，不圖能病客。既醉失匕箸，吐茵墮巾幘。何堪款曲意，貽念風月夕。拂旦往問訊，慚恨見顏色。”招待得太過熱情，把客人喝醉了，導致客人酒后失態，甚至吐得不省人事，第二天去看望，自然會心生羞愧遺憾。

　　而更可悲的是，酒喝多了就容易出事。“臺山邑萬戶，戶以酒為天。不憚甑生塵，所愿酒如泉。多疾自曲蘗，致夭非天年。因思禁酒法，積粟民沛然。”臺州人嗜酒如命，經常因此得病，導致無法安享天年，這讓曹勛不得不考慮建議官方推行禁酒令，那樣的話省下了糧食，百姓肯定會為此感動的。

　　他“家蓄千指客，始知常有年”，大戶人家，人口眾多，必須考慮農業生產問題，于是田園中也不樂意種桃李花等休閑的花木，而是要種更多的糧食。“隔歲種成麥，起麥秧稻田。晚禾亦云竟，冬菜碧相連。收割不閑手，壟畝無空阡。”麥子與稻子輪番耕種，晚稻過后還要種冬菜，總之不能讓土地閑著。很難想像一個享受過榮華富貴的高官也開始像一位老農一樣跟土地懟上了。

　　有時候，有士人不遠千里來村中拜訪，他也拿不出豐盛奢華的飲食來招待，只有“白飯與青芻，且餉驢與僮”，用白米飯來招待友人及其僮仆，用青草來喂驢，非常簡陋卻透著質樸和實在。但他家地多，大多時候還是很富足的，他說自己經常“負郭所種、飲酒所用，分遺三子”，收成不錯，還可以經常分給三個兒子一些。

　　隨著山居生活的深入，他對農事有了更多的理解，開始懂得如何更好地種植并保護農業果實，“栽竹勿傍墻，種蕉莫近砌。頃之根蔓延，寖乃壞階戺”，竹子和芭蕉不能種在墻邊和臺階旁，否則它們的根蔓容易侵入并損壞圍墻和臺階，而且如果想要好好地享受“扶跡宛成趣，茂密相映蔽”的種植成果，就要經常驅趕野獸，不時修剪過多的枝葉，“操刀時遣獠，洗削去蓊翳”。

　　他開始關心農民，雨季太長，他要“再拜祈開晴，民食庶可得”，期望天氣好不傷農時，百姓能夠豐收；甚至到了“農安吾亦安，朝夕祈蒼蒼”的地步。他可憐那些辛苦的采石匠，“架屋集匠氏，斫石最可恤”，要經歷千辛萬苦才能將大石頭從高山找到并采運下來。他甚至還掌握了一些農時規律，如“秋雨不可雷，雷即雨無節”等等。

　　當然，富人也有小煩惱，比如他也遇到了“隊伍不好帶”的麻煩，盡管好吃好穿地養著一幫仆人，可是他們卻“小則愛睡眠，大者趨博戲。不然言疾病，莫能承付委”，小的愛睡懶覺，大的嗜好賭博，要么就假裝有病，好多事都交代不下去，這難免讓他很無奈，不得不細品《論語》中“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的金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