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三年(1129)十月，金軍首領(lǐng)完顏宗弼從和州(今安徽馬鞍山)渡江南來，試圖一舉覆滅南宋政權(quán)。鐵蹄踏破長江防線，相繼攻陷建康、臨安，南宋王朝岌岌可危。宰相呂頤浩力排眾議，向宋高宗獻上“登舟幸海”之策——以海為盾，避敵鋒芒。君臣倉皇登船，于十二月從越州(今紹興)一路漂泊，經(jīng)明州(今寧波)、定海(今舟山)等地，于建炎四年(1130)正月初二駛?cè)肱_州灣。

　　椒江畔的金鰲山上，驚魂未定的天子駐蹕，為王朝生死而奮不顧身、忠以衛(wèi)上的呂頤浩首次凝望臺州山水時，或許未曾想到，這片土地將成為他彌留前的精神歸處。

　　一

　　呂頤浩(1071—1139)，字元直，齊州(今山東濟南)人，北宋哲宗紹圣元年(1094)進士，先后出任密州司戶參軍、大名府國子監(jiān)教授、河北都轉(zhuǎn)運使。南宋建立，除知揚州，后任戶部尚書、吏部尚書、尚書左右仆射等，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紹興元年(1131)兩度出任宰相，在南宋政權(quán)穩(wěn)定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卒后追封太師、秦國公，謚忠穆。

　　呂頤浩為人“有膽略，善鞍馬弓劍，當(dāng)國步艱難之際，人倚之為重”。南宋初年，他忠勞安邦，強敏決事，為國家斡旋、折沖解紛，“有大功于社稷”，被朝廷和高宗稱為“中外倚重”的“國之鎮(zhèn)瑞”和“隱然長城”。

　　建炎四年(1130)正月，因天象異常，雷雨不斷，再加上沒能阻止金兵南下，航海避敵的建議也頗受非議，呂頤浩被彈劾，初次罷相，但高宗還是給予了“朕當(dāng)眷遇始終不替”的承諾。

　　南宋朝廷對呂頤浩的態(tài)度呈現(xiàn)出“危局倚為柱石，功成優(yōu)禮保全”的雙重性：在宋金對峙的動蕩時期，朝廷高度依賴其軍事政治才能，賦予軍政全權(quán)；而在局勢稍穩(wěn)或面臨輿論壓力時，則通過殊榮加身、體恤安置等方式維系其地位，既體現(xiàn)對功臣的尊崇，亦暗含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的微妙平衡。

　　當(dāng)時朝廷規(guī)定，宰輔致仕后不能在京城居住，盡管呂頤浩的待遇是“任便居住”，但他還是識趣地選擇離開京城，到了他心目中理想的“海山深處幽棲地”——臺州府城臨海。因為他曾與徽猷閣學(xué)士沈晦表示，“我欲營茅留俗駕，無貲誰寄孔方兄”(《次韻沈元用游天臺》)，表達了想在臺州建房歸隱的理想。

　　紹興元年(1131)九月，呂頤浩出任左相，他極力排斥右相秦檜，次年八月迫使秦檜罷相，而他推薦的朱勝非出任右相，呂頤浩因此獨攬軍政大權(quán)，主張出師抗金、恢復(fù)中原，以圖中興大業(yè)。但多次興師北伐，卻成就寥寥，高宗又傾向于議和，于是紹興三年(1133)九月，他再次被罷相。這年初冬，他再次回到臨海。

　　快到臺州時，呂頤浩的心情就開始大好，頓覺馬蹄輕快，途中駐足遠眺時，天臺的新鮮景致?lián)涿娑鴣恚�他以輕快筆調(diào)勾勒出天臺的生機勃勃，如釋重負地發(fā)出了“東歸頓覺馬蹄輕，佇望天臺景色新”(《將至天臺馬上口占》)的感嘆！

　　他十分喜歡“地僻少過客”的臺州，次年，便在州城東郊修筑他眼里的“草舍”——“退老堂”，作為養(yǎng)老、養(yǎng)心之所，自號“退老居士”，自此過起了“不交人事，屏絕思慮”(《與李漢老書》)的生活。

　　這座茅屋，幽居郊外，臨江而建，呂頤浩自稱“蓬茅環(huán)堵，粗庇風(fēng)雨”，凡爾賽似的“棲遲陋巷”，效仿東晉名士王徽之過著“濁醪粗飯”的儉樸生活。他一開始將此定位為“小隱”或“半隱”，總是說“小隱丹丘郡，安閑世慮空”“老去退休營小隱”“東郊半隱繞群峰”“野堂半隱慵欹枕”等，表面顯得灑脫，實則暗寓退隱狀態(tài)的臨時性、可變性。

　　退隱后的呂頤浩，卸下了權(quán)臣的鎧甲，過上了“漁釣勝公侯”的生活。他跟老友們強調(diào)這是“杜門養(yǎng)拙”(《與范元長書》)，可以充分享受退隱后的淡然。可閑云野鶴的日子總裹著苦味。剛到臺州時，南渡而來的人太多了，寺廟都被擠爆，他不得不臨時居住在郊外東湖邊卑濕的“草舍”中，令這位北方大漢頗為不適，舊疾開始纏身；春寒里又送走了早夭的兒子，“狹隘伏熱”的伏暑中則瘦成一把枯骨。某日試騎老馬去臨海蓋竹觀燒香，半途墜地，摔碎了壯年時“日馳百里”的豪氣。于是，在給朝廷的札子和朋友的信中經(jīng)常有“日益衰殘”“老態(tài)增甚”“年齡衰暮，疾病尤殘”的暮年之嘆，也有“壯懷衰謝”“舊學(xué)荒蕪”的無奈。

　　但不久遷居巾山兜率寺旁后，尋得稍高爽的住處，讓呂頤浩頓覺“疏快”不少，至少能望見蒼山遠影如淡墨暈染，“足以寓目寄懷”。沒過多久，他就“頗得修心養(yǎng)性之法”，心態(tài)也開始慵懶“躺平”。他的一句“天臺山下柴荊路，白首棲遲學(xué)灌園”，向同朝為官的參知政事張守傳遞了從未有過的松弛感，甚至還炫耀起“退伴農(nóng)夫耕曉月，閑陪漁父釣滄浪”(《和張全真》)的超然，把平淡的生活當(dāng)成了藝術(shù)，引得已經(jīng)罷相多年的抗金名將李綱也想學(xué)他“謾作天臺休老計”。

　　從此之后，呂頤浩眼里的臺州，就是褪去官袍后的一方凈土。臺州的山是好山，水是好水，郊野茅屋前長林遠水縈繞，春來百草香透東郭，秋深千峰翠染高天。他在這里買下幾畝石田，蓋起三間草堂，荷鋤種桃李，系舟釣溪魚，聽著布谷催耕、雨打菡萏，過起半農(nóng)半隱的日子。栽花種竹，含飴弄孫，好不愜意。從而又跟老友大發(fā)感慨：“浮云不系于去留，雅意孰分于物我？達人大觀，嘆仰不已。”

　　他時常攥著鋤頭立在田埂，看稻穗垂首——像極了當(dāng)年在廟堂俯首奏對的自己。溪邊釣魚時，魚線蕩開的漣漪里，總浮動著黃閣立賢的舊夢。

　　二

　　臺州的山水，成了呂頤浩的精神解藥。定居臨海第二年，經(jīng)過“杜門日久，所養(yǎng)益純固”的療養(yǎng)之后，他心境逐漸平靜下來，身體也強健不少(“稍覺頑健”)，開始到處“搖人”，策馬相約出去“浪”。于是便有了與康執(zhí)權(quán)“來春欲游雁蕩，不知車從可來山間僧寺，為數(shù)日之款否”的約定，還計劃單騎游遍天臺山，在給賀允中的信中，他難掩雀躍：“俟八月微涼，即單騎一往，遍到諸山寺！”這位昔日的鐵血宰相，此刻儼然想成為山水間的行吟詩人。

　　他開始關(guān)注起生活的“小確幸”，一邊在《訓(xùn)侄帖》中告誡子侄“勿飲酒”，一邊卻開始與詩酒為伴，“飛觴同醉”是他詩歌中的高頻寫意，時而感嘆“一樽何日得同斟”，時而“寄與鄉(xiāng)朋供一醉，捧觴應(yīng)笑獨醒人”，又或“開樽細酌山中酒”“黃雞白酒養(yǎng)衰年”，好像以酒澆愁更能讓他博得一快、成為名士。他善釀一種名為“玉友”的美酒，好友賀允中贈他一對清樽，他便笑稱：“樽酒時陪釣叟傾！”只有好酒，才可以一佐恬退時光。他還得到了在北方不曾享用過的果品，正任福州知州的張守從福建給他快遞來了鮮荔枝，六天后，呂頤浩就收到了，他提筆便嘆：“色味香俱未盡變，北客所未嘗見！”一顆荔枝，被他品出了歐陽修筆下“果中一絕”的風(fēng)流。

　　幽居兩三年間，他閑來無事，開始吟誦臺州山水，書寫退老堂里的風(fēng)煙雨露、魚禽草木，將“丹丘”(臺州舊稱)二字描摹成一幅水墨長卷。

　　(下轉(zhuǎn)第5版)　(上接第4版)呂頤浩是南宋臺州隱逸意象的忠實踐行者和推廣者。在臺州生活一段時間后，他便逢人說項，大做“丹丘無限好山川”的廣告，寥寥七字，為這片土地定下詩意的基調(diào)。在他眼中，臺州山水是治愈宦海沉疴的良藥：東郊退老堂外，“喬木參天，翠竹掩映”，薌林雅致如天然屏障，將戰(zhàn)火與權(quán)謀隔絕在外；巾山兜率寺中，地勢高燥，秋風(fēng)一過，疏朗快意直透肺腑。他寫信給友人時，總?cè)滩蛔」串嫛芭R江高隱”的圖景——江水湯湯，茅檐低小，釣叟與樵夫的身影在落日中交錯，仿佛一卷未題款的《漁樵問答圖》。

　　在與臺州官員、名士們的交流中，他亦以詩文為筆，為丹丘添彩。晁公為調(diào)任臺州知州，呂頤浩以“海山深處幽棲地”相贈，字句間仿佛能聽見潮聲拍岸、松濤入夢。他筆下“長林遠水相縈帶，翠岫奇峰更接連”的清雅，與臺州知州趙思誠的政聲交織，讓丹丘既是耕讀之地，亦是治世之鏡。知州曹戩到任，呂頤浩賀信中一句“惟浙部之要邦，有丹丘之福地”，更讓臺州從地理名詞升華為精神符號——這里不僅是“民淳事簡”的治世典范，更是“軍糧足用”的亂世桃源。

　　頗為不足的是，胡塵阻隔歸途，故園草木已悄然烘染出新綠，卻在枝丫間凝結(jié)著二十年未消的鄉(xiāng)愁。這位曾位極人臣的老者，案頭詩箋總在閑云野鶴的筆墨里洇開赤子心跡——史載其任宰相期間曾多次力主北伐，雖獲高宗首肯，終因時局動蕩未能成行。故而“中原未復(fù)須留念”的殷切，便化作臺州詩文里綿延不絕的秋雨春雷。

　　在致綦崇禮的詩中，他以“每今蘧廬聊偃息，會須恢復(fù)返吾鄉(xiāng)”的吟詠，將暫居茅舍的閑適與收復(fù)故土的夙愿巧妙相融；夜深人靜時更常有“夢魂時到舊居傍”的輕嘆，讓汴梁城頭的月光浸潤了浙東山間的竹影。不論是同仇悆共訴“恢復(fù)中原雖有意，翼扶興運悵無功”的悵惘，或是與李擢互勉“衰謝何堪撫鳴劍，夢魂猶擬滅羌戎”的壯懷，乃至激勵李光“看去中原恢復(fù)后”的豪情，字里行間始終躍動著“清夢猶思殄北戎”的執(zhí)著。

　　紹興五年(1135)春寒未褪，呂頤浩展閱宣和御畫時，筆鋒忽而凝滯：“念北狩之未還，望孤云而隕涕”——這十二字竟將二十載風(fēng)霜盡數(shù)融作墨痕。就像與洪擬對話時一般，仍以“尚有素懷思報國，可憐幽夢欲平戎”的激情，讓松濤竹浪都染上家國情懷。

　　可是時局是慘淡的，政治是復(fù)雜的。相對于詩歌中可以恣肆的任真和灑脫，朝堂就沒那么愜意了。朝廷也摸準了他“身雖遠于朝廷”而“心諒存于王室”的脈搏，多次召他復(fù)出，但他還是十分躊躇，其推辭札子中，生活被書寫成了另一番模樣。比如，紹興五年(1135)，朝廷任命他為荊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他就連上三道札子請求辭免，借口是自己到了江南“卑濕”之地，“氣痛之疾”一直調(diào)理不好，再加上都65歲了，年紀過大，實在難擔(dān)大任。紹興九年(1139)，朝廷命他到陜西，他又稱“氣血已衰，瘧痢繼作，直至冬深”，前一年十二月，還不小心從馬上摔下，差點沒摔死，因此還是無法再擔(dān)重任。

　　但作為南宋的股肱之臣，他不可能完全隔離朝堂，遠居江湖。所以，他的確幸是暫時的，他還要承擔(dān)更多的家國責(zé)任。“心存魏闕豈能忘”？這幾年，他始終心系國事，紹興五年，金人南侵風(fēng)聲再起，他連夜上書：“去年正月，臣在臺州港，屢乞總兵搗賊之虛！”字句鏗鏘，依稀可見當(dāng)年力主抗金的鋒芒。在《辭免陜西札子》中，他雖婉拒重任，卻仍不忘獻策：“若圣問陜西利害，臣茍有所見，尚可聞奏。”

　　三年山居，他活成了個矛盾的酒壇子：半壇裝著“安閑世慮空”的澄明山泉，半壇釀著“欲濟元元”的濃烈老酒。直到某日溪邊照影，見水中老翁白發(fā)如雪，才咂摸出滋味——丹丘的明月早把廟堂舊夢泡成了藥酒，治不好他的衰颯，也止不住馬蹄奔向長安的癢。

　　在這樣的矛盾中，呂頤浩常坐于退老堂中，遠眺靈江東流入海，每每詩思泉涌，更讓一首首詩作從臺州雪片般飛往各地，似乎迫不及待地“和每一個親人通信，告訴他們我的幸福”，也與朋友一起舔舐、咀嚼時代的傷痛，引得37位朝堂高官、江南名士競相唱和，臺州詩壇一時風(fēng)起云涌。

　　三

　　建炎三年至紹興三年被學(xué)者稱為“呂頤浩的時代”，他兩居相位，是唯一一個讓權(quán)相秦檜罷相的政治家，影響了南宋初期的政治走向，他的號召力強得驚人。

　　據(jù)記載，當(dāng)時“墨客騷人多賦詠”，受邀或主動參與退老堂唱和“賦詩者百數(shù)”，現(xiàn)存文獻中，至少有37人、詩50多首，其中李綱、張瀓、王绹、張守、李邴、汪伯彥等人曾位列宰輔，汪藻、綦崇禮等人是高官兼詞人，秦梓、趙思誠、陳棠等都曾是臺州官員，這場臺州史上陣容最為豪華高端的“云詩會”，盛況空前，華章畢集，使退老堂唱和成為南渡精英的思想展演劇場，并構(gòu)成南宋初年政治記憶的典型合唱。

　　他們筆下的臺州退老堂，已不只是地圖上的一個坐標，而是亂世中文人心中最后的凈土——山是青黛屏風(fēng)，水是碧玉羅帶，連風(fēng)過竹林的聲音，都成了朝堂之外的另一種奏疏。

　　這些唱和詩使“泉石增輝，山林改色”，更將南渡初年官員群體對時局的隱憂、對功業(yè)的執(zhí)念、對進退的猶疑，統(tǒng)統(tǒng)凝縮在松菊與煙霞共生的園林意象中。當(dāng)我們穿越800年的時光隧道，在“赤城山下林泉美，退老堂中日月長”的詩句間徘徊時，分明能觸摸到那個時代士大夫階層的集體心跳。

　　在臺州風(fēng)物的點染中，詩人們悄然完成著對江南的文化認同重構(gòu)。當(dāng)鄭望之將退老堂比作王維輞川別業(yè)，當(dāng)陳棠描繪“綠筠曉月?lián)u蒼佩”的園林景致，他們實際上在戰(zhàn)火紛飛中重塑著江南作為文明存續(xù)之地的象征意義。這種文化建構(gòu)既是對中原故土的記憶移植(如韓肖胄“濟上風(fēng)煙移仿佛”)，也是對新家園的情感皈依。而臺州作為這種文化重構(gòu)的地理載體，似乎被當(dāng)成了庇護華夏文明的精神堡壘。

　　臺州在南渡官員的書寫中呈現(xiàn)出雙重鏡像。一方面，這片“靈仙窟”般的土地被賦予超然物外的仙隱氣質(zhì)，洪擬筆下“種竹幾年心未厭，栽花經(jīng)日手猶香”的閑適，薛弼眼中“江南最好是丹丘”的贊嘆，都在構(gòu)建著遠離戰(zhàn)火的世外桃源。

　　我們細品“莫倚丘園甘獨樂，須知海宇仰洪鈞”(黃叔敖詩)等詩句，便會發(fā)現(xiàn)，臺州并非全然與世隔絕——它更像是連接廟堂與江湖的中繼站，既提供避世的空間，又保持著對政治中樞的輻射力。

　　詩人們不約而同地將呂頤浩塑造成歷史上的“呂公”，這種精妙的政治修辭暗含深意。韓肖胄“雅稱磻溪將相居”的比喻，巧妙地將姜尚垂釣渭水的典故轉(zhuǎn)化為待時而動的政治隱喻；李正民“身健未應(yīng)親幾杖”的勸慰，暗合著“安石不出，如蒼生何”的士林期待。

　　與之相對應(yīng)的是，詩人們在描繪“一丘寄傲”的閑適時，總不忘綴上“赤松那得便從公”(汪藻詩)的弦外之音，就像陳棠“麒麟圖畫尚追求”的直白表露，李綱“暫輟巖廊調(diào)鼎手”的勸誡，都暗示著對呂頤浩復(fù)出的殷切期待。侯彭老“身為天下安危寄，未許清閑事退藏”的規(guī)勸更加直白，體現(xiàn)了整個南渡精英群體的焦慮投射：北方的故土未復(fù)，誰有資格真正退隱？

　　這些看似矛盾的表達，折射出南渡初年特殊的政治生態(tài)。當(dāng)李綱寫下“圣主思賢方仄席，未應(yīng)長伴赤松游”時，字里行間躍動著對能臣良相的渴求；胡世將“神州終倚致平康”的期許，道破了偏安局面下士人未敢忘憂國的集體潛意識。

　　當(dāng)我們站在歷史的長河邊回望，這些泛黃的詩句可以拼湊出南宋初年士人群體的精神圖譜：他們既要在臺州的山水間尋找亂世中的棲身之所，又難以割舍“整頓乾坤指顧中”(汪藻詩)的政治抱負；既向往“尊前身傍海鷗眠”(汪伯彥詩)的逍遙，又背負“謝公終為蒼生起”(李綱詩)的儒家責(zé)任。這種進退維谷的集體心態(tài)，最終凝結(jié)成退老堂詩作中獨特的審美張力，既是對個體命運的藝術(shù)寫照，更是整個時代的靈魂肖像。

　　過了幾年“秋風(fēng)南浦觀垂釣，落日東山伴采樵”的退老生活后，呂頤浩終于還是在垂暮之年重新出山了，因為他一直“以胡虜未滅、國步多艱，每憂憤不平，嘗以平定中原、盡復(fù)境土為心”。可是，少壯時的雄心總敵不過歲月的老邁，經(jīng)過三四年時進時退的掙扎之后，他還是老退而歸。紹興九年(1139)以69歲的高齡致仕后不久，便在臨海病逝(葬于今臨海市永豐鎮(zhèn)白毛村景福寺左側(cè))。朝廷對他的評價是“憂勤百為，終始一節(jié)”，并與趙鼎、韓世忠、張俊等人配饗高宗廟庭。

　　斯人已逝，海棠依舊，被呂頤浩在朋友圈反復(fù)追捧的臺州，吸引了更多名士趕來詩意棲居。昔日的同僚同好綦崇禮、賀允中、郭仲荀、李擢等人都紛紛追尋他的足跡，在“丹丘福地”僑寓，臺州因他的駐足，而悄然蛻變?yōu)榻�南文人心中的隱逸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