滔滔靈江之上，曾橫臥著一座“中津浮橋”，歷經八百余載，為一代又一代黎民過江帶來輕松與便捷，成為臨海人揮之不去的記憶。

　　4月21日下午，隨著最后一節橋腳舟順利入列，嶄新的“中津浮橋”成功合龍，橫跨于靈江水面上。

　　浮橋的重建，不僅是對臺州府城“因水而興”歷史脈絡的還原，也將作為重要文化標識，讓臨海這座古城愈加煥發傳承千年的時代光彩。

　　鐫刻時代印記

　　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跨越靈江的靈江大橋和望江門大橋建成之前，“中津浮橋”是連接靈江兩岸交通的重要通道。祖祖輩輩的老臨海人，都曾在橋上留下足跡。

　　1922年春，巾子山上的南山殿來了一位身穿灰布長衫、書生模樣的青年，他緩步登上望江樓，出神地眺望著江中的浮橋，目光久久不愿移去。

　　這個人就是著名散文家、詩人朱自清。他此后回憶道：“南山殿望江樓上看浮橋，看憧憧的人在長長的橋上往來著……都是我喜歡的。”

　　對浮橋的記憶，本地文化學者李忠芳寫道：“當時的靈江上沒有水泥橋，連接城鄉全靠這浮橋。清晨，一挑挑帶露的蔬菜、一籮籮新碾的大米、一擔擔曬干的柴火，就是從這座橋上挑進城的。”

　　浮橋不僅是通道，更是生活劇場。漁民在橋上撒網捕魚，孩童在一旁圍觀嬉戲，商販挑著擔子穿梭叫賣……對于周邊的老百姓而言，浮橋早已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承載著他們無盡的歡笑與溫情。

　　一個城市的厚重底蘊，源自其悠久的歷史積淀。而“中津浮橋”，宛如一張獨特的文化名片，向世人展現著臨海這座千年古城的韻味。

　　鑄就時空連廊

　　這樣一條造福于臨海一方百姓，又為府城增添一道亮麗風景的浮橋，究竟始建于何時，又是何人創建？

　　《嘉定赤城志》記載，“中津浮橋”由臺州郡守唐仲友于南宋淳熙年間始建。唐仲友經過調查研究，在府城的上中下三個渡口中，選擇了中津渡口架橋。理由是“城臨三津，其中最要，道出黃巖，引甌閩，往來晝夜不絕”(出自唐仲友《新建中津橋碑》，該碑已不存)。

　　“中津浮橋”不僅是臺州第一座浮橋，也是中國浮橋建筑史上的一件杰作，被收錄進《浙江橋梁》和《中國古橋技術史》。“中津浮橋”建成后，兩岸往來“如履通衢”，無“招舟待濟”之愁、“命寄毫發”之憂。

　　隨著20世紀90年代望江門大橋等現代橋梁的落成，“中津浮橋”在完成800年使命后悄然隱退，但它并未被遺忘——清道光年間的“嚴禁浮橋勒索碑”、1922年的“重修兩津浮橋碑”，至今仍矗立在東湖碑林。

　　眼下，臨海市重建“中津浮橋”，讓老臨海人回憶之余多了一份遐想。

　　這座橋整體采用復古風格，橋腳舟采用兩端較尖的漁船造型，可以減少潮汐過程中波浪對其的沖擊，也象征臨海人民乘風破浪、勇往直前的無畏精神。

　　重構城市格局

　　“中津浮橋”是臨海“山海之城”文化特質的具象載體。浮橋的重建，絕非簡單的舊物復現，而是一場關于城市發展新動能的深度探尋與重構。

　　重塑時代記憶，讓鄉愁情懷“歸”于故土。“浮橋歸來處，鄉愁有歸途。”“中津浮橋”的重建，是臨海人集體記憶的“情感錨點”。如今，浮橋得以重煥新生，讓鄉愁不再“無處安放”，而是化作“可觸摸、可體驗、可分享”的文化符號，成為臨海人“精神原鄉”的具象載體。同時，浮橋本身將成為一條文化紐帶，承載著老臨海人“擔柴挑米過浮橋”的生活記憶，也鐫刻著“商賈云集、舟楫往來”的繁華圖景，讓游客在“一步一景”中觸摸臨海的歷史脈搏。

　　激活文旅動脈，讓千年古韻“興”在當下。“一橋飛架古今，文旅煥彩新生。”“中津浮橋”的重建，是臨海推動全域旅游縱深發展，實現“5A引領、5星閃耀”旅游新格局的“戰略支點”。它不僅復原了宋代“舟楫相連”的獨特風貌，串聯起臺州府城景區與未來的旅游集散中心，形成了南北呼應的“一江清水環繞古城，十里靈江，十里畫廊”景觀軸線，也將進一步完善景區交通體系，緩解臺州府城客流擁擠與停車難等問題，補齊臨海旅游火熱出圈后呈現的基礎設施短板。

　　賦能城市價值，讓靈江兩岸“涌”向未來。“橋通古今，城興未來。”“中津浮橋”的重建，將是臨海城市發展的“點睛之筆”。未來，浮橋南岸的旅游集散中心作為“城市文旅會客廳”，將進一步打開靈江南岸的發展格局，完善“食、游、購、娛、體、展、演”等多元消費業態，在為臨海文旅產業注入發展增量的同時，也將以“一業興百業旺”的帶動效應，在文化傳承、產業重塑、共同富裕等方面，為臨海城市發展帶來一場深刻嬗變。

　　當“中津浮橋”合龍，這一刻，歷史與未來在此重疊：它是臨海遞給世界的一張“文化名片”，更是激活城市發展的“關鍵變量”。

　　對臨海人而言，浮橋是一個新起點——它提醒著人們：無論城市如何生長，總有一些東西需要被溫柔守護，總有一些精神需要代代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