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州城南的靈江渡口，是臺州通道的咽喉要沖，千百年來總是人車川流不息。古道上的馬蹄踏碎晨霜，商隊車轍碾過暮雨，卻總在這里被滔天白浪生生截斷，化作“招舟待濟”的焦灼等待。

　　宋之前，這里一直沒有橋，南北往來全憑渡船�？崾罾锏却�令人汗流浹背，寒夜霜降時來往的商賈蜷縮如寒鴉，更危險的是隨時可能襲來的暴風雨，那些唯利是圖的船夫常讓超載的破船在驚濤駭浪中顛簸，乘客時常命懸一線。

　　直到淳熙八年(1181)那個春夜，臺州知州唐仲友與上級官員險些命喪渡船，這場與潮水的較量才真正拉開帷幕。

　　當年三月的子夜，上任才三四個月的唐仲友到城南迎接前來視察的常平使者。他們五更登船，老船公的竹篙刺偏了水道，在漆黑江面失了分寸，官船一直在漩渦中打轉，待到東方既白才勉強靠岸。

　　渾身疲倦的知州尷尬地環顧渡口：晨霧中等待渡江的百姓已排成長龍，滿載貨物的商隊望江興嘆，而江對岸的早市已傳來第一聲吆喝。此刻，他感受到的不僅是江水刺骨的寒意，更是民生瘡痍的溫度。

　　他向當地長者打聽為何不在此建橋？父老們大吐苦水：此處潮汐漲落無常，數次動工都被江水吞噬，連江邊的飯鋪都被沖得七零八落。不僅技術問題難以解決，而且還有那些靠津渡吃飯的船戶和兩岸商戶的阻撓反對，導致建橋計劃屢屢擱淺。

　　唐仲友想到前陣子臺州剛經歷災荒，百姓餓得啃草根，如今得到朝廷賑濟稍緩危機，但若不解決這性命攸關的渡口，豈對得起“牧養一方”的職責？這橋，非建不可！

　　一

　　唐仲友雷厲風行，說干就干，兩個月后，就安排官員做好部署，組建工程隊，測量地形，測繪河道，制定施工方案。

　　但是“潮汐升降，經營為艱”，這是千年未解的技術困境。對于如何破題，官員和工人們都毫無經驗，這非�？简炍目瞥錾淼奶浦�州。

　　沒有3D建模軟件？唐仲友有更樸素的智慧。他在州衙后院建立了實驗室，挖了個大水池，然后讓能工巧匠按1∶100比例搭起浮橋模型，放入水池中后用竹筒控制水位漲落，反復觀察潮水沖擊下的變化。

　　當木制橋體在人工潮汐中穩如磐石時，圍觀匠人看著這個“水池里的潮涌劇場”，終于明白建橋并非天方夜譚。他們爆發出驚雷般的喝彩——這個超前千年的水利實驗，竟用寸許木模降服了百丈江濤。有人后來用一句“虹影勒回天際水”，定格了這場精巧的技術浪漫。

　　南宋版“水利實驗”成功后，建橋方案敲定。

　　但工程啟動時，又面臨著財政吃緊的問題。唐仲友一拍桌：“五縣共同承擔橋欄舟筏，黃巖供應竹纜，其余經費都由臨海負責！”五縣官員起初面面相覷，最終被一句“五邑共之，利在千秋”說服。這場南宋版“跨區域協作”，讓980萬文、450斛米精準落地，連日用和慶功的260石酒都落實到位。這簡直就是“拼單造橋”。

　　工程很快被推進，自四月十一到九月初二，5個月不到就完工了。

　　為了加固浮橋，減少水流的沖擊，人們在皇華亭(浮橋北岸)東側筑起兩道石堤，如同巨龍探入江中，堤身以巨石砌筑，內嵌鐵木筋骨。橋面設計成三層階梯如琴鍵錯落，兩側“卻月形”弧度暗合流體力學，以分散水流，南端特設夾木岸緩沖激流。最精妙的是懸浮系統：25節橋身由50艘木船支撐，橋與岸間留出15尋空隙，用6個可隨潮汐升降的竹筏銜接。這些筏子由20根石柱錨定，再以26道鐵鎖、42根竹纜編織成“水陸蛛網”。首創可伸縮、起落的引橋結構，通過調節橋面高度適應潮汐變化，確保全天候通行。鎖纜兩端鎮守著石獅、浮圖，關鍵處架起木架托起橫越纜繩。為保萬無一失，還安排值守房，派僧人負責香火、士兵晝夜巡邏。

　　最初，百姓對于建橋半信半疑，施工中流言四起，待通行那日，所有的質疑都化作驚嘆。當浮橋在靈江中長虹臥波時，人們看到的不僅是技術圖譜，更是《考工記》精神的現實呈現，也恰似《天工開物》的序章，在實用主義與理想主義的夾縫中生長。

　　唐知州卻不敢懈怠，他迅速將工作重心轉向了更幽微的維度。

　　他將歲入數百緡的東湖公田劃撥為維修基金，這看似尋常的財政安排，實則暗藏著突破“黃宗羲定律”的企圖——通過制度性安排規避“積累莫返之害”，讓公共工程不至淪為曇花一現的政績表演。他編寫了“橋防圖志”，圖紙編號、物料清單信息樣樣造冊，潮汐時刻表都刻成碑文，還將廢棄亭臺改造成龍王廟，既鎮風水又當瞭望塔，一舉多得。

　　當然，建橋難，護橋更難——金石尚會被歲月侵蝕，何況這竹木鐵石構筑的“生命通道”？為此，唐仲友特地寫下《新建中津橋碑記》，并勒石，既銘刻當下的艱辛，更警示后人：這橫跨江面的，不僅是木板石堤，更是需要代代守護的民生命脈。

　　自此，浮橋在南宋文人的筆下，既是民生工程，也是藝術意象。當技術理性遇上文學想像，宋代士大夫的執政理念便有了更生動的注腳。

　　從象山知縣任上退職在家的臨海人蔣鶚撰寫了《江有濟》三章對此作了熱情歌頌，時任黃巖縣尉的南宋中興文壇重要作家孫應時參與了橋梁建設，他有感而發寫了《江有梁》四章組詩。

　　孫應時的組詩鋪陳極為細膩：第一章哭民生之艱，第二章贊官員之智，第三章頌皇恩浩蕩，第四章期永續傳承。全詩把百姓對唐仲友的愛戴推向極致，極具感染力，也表明了鮮明的觀點：真正的治世能臣，既要能建橋于江，更要立法于心。

　　中國第一部司法驗尸技術專著《檢驗尸格》的作者黃巖上珙(今溫嶺市溫嶠鎮上珙村)人徐似道也作了《唐史君與正新建浮橋》一詩：

　　秋風百柁倚江皋，幻出城南不柱橋。

　　虹影勒回天際水，鹢頭驚退海東潮。

　　白銀闕里看車馬，赤玉闌邊聽鼓簫。

　　硎刃有余舟楫在，待隨芝檢上云霄。

　　全詩通過虛實相生的筆法，將實用工程升華為精神象征：浮橋不僅是跨越江河的通道，更是連通現實與理想、見證人力勝天的豐碑，既彰顯地方官員造福百姓的治世之功，也寄托著對國家興盛、人才得用的深層期待。“虹影勒回天際水，鹢頭驚退海東潮”一句，用浪漫的文筆寫出了大橋的雄姿與氣勢，是歌詠中津浮橋的代表作。

　　藏在詩句里的治理密碼十分明顯：用技術馴服自然，以制度對抗時間，靠民心衡量功過。最好的政績工程，從來都是既能扛住潮汐沖刷，又能載動詩情畫意。

　　中津浮橋也因此成為中國浮橋建筑史上的一件杰作。

　　二

　　浮橋火了十幾年后，卻在后續的時間里經受了各種考驗。

　　正如唐仲友所預料的，開始謀劃時的艱難，遠比不上長久維護的艱難，即便是金石那般堅硬的東西，時間久了也會被磨損、出現裂痕，更何況其他事物呢？(唐仲友《新建中津橋碑記》：“然慮始之難未若保之之難，金石至堅久猶刓而泐，況他乎？”) (下轉第6版)　(上接第5版)

　　因為受到潮汐漲落的影響，浮橋每天從早到晚都在遭受撞擊和顛簸，洶涌的水流不斷侵蝕著橋身，時間一長，橋就支撐不住了。

　　從紹熙元年的江乙祖開始，到慶元元年的周曄、慶元二年的劉坦之、嘉定四年的黃?、嘉定六年的俞建，歷任臺州知州都陸續對橋進行了重修。這座浮橋注定成為南宋士大夫政治理想的試金石。

　　紹熙五年(1194)秋，也就是臺州知州周曄到任的兩個月之前，情況最為糟糕，臺風席卷臺州，“大風拔木，江海為立”，田畝沖毀，莊稼絕收，中津浮橋也被洪濤卷入東海。

　　當時，朝廷詔令天下郡縣，凡是遇到災異、水旱情況的，都要如實上奏，隨后便發放糧食、捐出錢財，委派地方長官安撫百姓。臨海就是需要安撫的地方之一。知州接到詔令后，商議賑濟百姓之事，可靈江不通，人們出行再度艱辛。

　　慶元元年(1195)，重建工程啟動，周曄展現出不同于唐仲友的治理智慧。他聽人說，天臺山谷間有被風刮倒的樹木，可以用來建造橋梁，而且僧人們也樂意捐贈財物，于是便利用這一機遇，命令臨�？h丞戴若水、戶曹趙汝達負責重建，并實施科學的工程管理。

　　他們籌集資金，對橋梁進行了技術性改良，改進纜索材料和連接方式，提高浮橋的抗沖擊能力，打造了50艘船，建成了由25個船節連接而成的浮橋；把橋欄換成華表，在船上設置舵和槳，將木頭串聯成筏，用柱子系緊纜繩。如此精心改造，使得橋梁更加長久穩固。還對管理措施進行了改革，把橋邊祠廟、小屋中那些坍塌的部分拆除；改革人事制度，將長久服役的守廟僧人、士兵裁減，既延續了唐仲友設置僧舍香火的傳統，又以考核機制破除怠政積弊，堪稱宋代公共工程管理的范式升級，彰顯南宋地方行政的專業化趨勢。

　　工程于10月開工，歷經135天，終于建成。工程數據極具現代預算報告式的精密：共花費120萬文、130斛米、70石酒，參與勞作的工匠多達8600余人�！吨亟ㄖ薪驑蛴洝防镉浀倪@串數字，仿佛在說：“每一文錢，都花在了刀刃上�！�

　　要知道這是周知州在災后財政窘迫的背景下，既要應對“群情嗷嗷”的民生壓力，又需規避“懼不克支”的官僚推諉，而且關鍵是“不剝于下，民罔聞知”，革除弊政，解構了“官辦工程必附私利”的權力慣性，沒有常見工程中勞民傷財的潛規則，其“仁厚明達”的政治品格、“清訟省罰，調娛全安”的施政，被認為是非常高效廉潔的，體現了“經世致用”的思想。

　　知州周曄的重建之舉迭代了工程技藝，更折射出南宋中后期社會治理范式的微妙嬗變。

　　時任軍器少監的前臺州添差通判高文虎(約淳熙九年任)應邀寫了《重建中津橋記》一文，他曾參與編修《高宗實錄》，以史官的素養，完整地記載了重修過程。

　　高文虎還借文章表達了“革故鼎新”的改革訴求，將矛頭直指他原來的上司唐仲友，指出設橋本為惠民，收費則悖離初衷。他批評了建橋“實規截舟，以事征剝”的弊端，即借公益之名行斂財之實的“啟橋錢”制度，認為這種“檢匿煽虐”的制度性異化，是地方治理中“與民爭利”的痼疾。他呼吁“悉捐其舊以盡惠臺人”，不僅是對具體政策的修正，更是對士大夫“利寓以康”政治倫理的重申。

　　當年唐仲友建中津浮橋時，高文虎曾親眼見到橋的落成，對“啟橋錢”早已不滿，只是當時沒有話語權，13年后，他在文中再次表達了這一想法。這與朱熹當年彈劾唐仲友時將此作為一條罪狀(朱熹稱橋建成后沒到一年唐仲友就收取過路費2500多貫，而且造成糾紛不可勝計)的思想一致，因此有人也認為他在彈劾事件中極力慫恿過朱熹。

　　高文虎希望“橋可損益而惠無窮已”，強調真正的善政須以制度性讓利保障惠民實效，而非停留于技術性修補。他在批判性繼承新政傳統的基礎上，開創了更具現實針對性的改革話語。

　　人們總是希望一勞永逸，可世間事物的興衰變化無常。

　　嘉定六年(1213)，離上次重建已經18年。此前中津浮橋存在嚴重缺陷：以竹木拼湊的簡易結構僅維持10余年便兩次大修，20年內完全損毀。臺州知州俞建發現舊橋無法修復后，決定徹底重建。

　　他突破常規做法：不按慣例攤派經費給五縣，而是由州府直接統籌；選用天臺山優質硬木，以超出常規數倍的厚度打造橋體；雇用工匠如同家人般優厚對待。經過精心施工，新橋通過優化資源配置實現了工程質量的躍升。

　　竣工后，俞建特意請永嘉學派的集大成者葉適撰寫碑記，坦言此舉雖違背“為官不留痕跡”的傳統理念，但事關百姓安危必須親力親為。

　　文章通過具體案例揭示：優秀的地方治理既要超越短期政績追求，又要建立可驗證的長效機制。俞建既反對敷衍塞責的“無跡”虛名，也警惕標榜自我的狹隘政績觀，在勤政與實效、當下與長遠之間找到了平衡點，展現出宋代士大夫“經世致用”的務實品格。

　　葉適提出了檢驗吏治的標尺：“時之久近，可以驗工之良苦；會之出入，可以較用之少多；作之緩急，可以知吏之賢否�！苯栌峤ㄖ�口點明：為政者若以“避跡免煩”自保，實則是漠視百姓疾苦，真正的善治，須以“自煩”之擔當換取“民無煩”之實效。

　　俞建的實踐讓人充分信服他的政治理念：為政者須在有限任期(“旦夕去”)與無限責任的張力中，以時不我待(“不敢一日怠肆”)的緊迫感應對當下問題。這種既不避歷史局限又追求長效價值的治理觀，既是對“永逸”幻想的祛魅，也是對“功成不必在我”境界的詮釋。

　　葉適通過橋記這一微觀案例，構建了“以民需為本、以實效為衡、以歷史為鑒”的治理范式，既呼應了永嘉學派“義利并舉”的哲學主張，也為南宋積弊叢生的地方治理提供了改革思路。

　　三

　　當臨海城外的浮橋在潮汐中沉浮，它已然成為丈量官員政治生命的量具——唐仲友初創時的技術智慧、俞建重建時的制度改良，乃至后世無數修葺者的責任擔當，都在橋體的木石紋理中留下南宋中期地方治理思想的“臺州樣本”。

　　南宋跨越數十年的三次修建，三篇橋記，看似記錄的是木頭、竹纜和潮汐的較量，實則是宋代士大夫治理思想的實驗田。雖時隔800年，其間閃爍的治理智慧，仍能為今人提供鏡鑒。

　　一是打破“一畝三分地”的共治思維。唐仲友初創中津橋時，便以“五邑共之”的協作模式破解資源困局，這種跨縣域的工程協作，儼然是宋代版PPP模式的雛形。周曄重修橋梁時，不僅動員官府力量，還借助寺廟僧人的捐贈，這種“官方主導+民間參與”的思路，和現代社區共建、鄉賢助力的邏輯不謀而合。而高文虎痛斥“啟橋錢”的斂財之弊，呼吁“悉捐其舊以盡惠臺人”，這背后是對“公共利益至上”的堅持。這些實踐與當下的跨域協作形成跨越時空的呼應，證明公共事務從來不是“獨角戲”。

　　二是技術理性與人文關懷的雙螺旋。800年前的工匠沒有CAD制圖，但唐仲友“以寸擬丈”的水池模型模擬潮汐環境測試浮橋穩定性，堪稱南宋版的“數字孿生”技術，成為中國古代橋梁史上最早的“實驗性設計”范例。周曄“變災為材”、化危機為轉機的智慧，也值得人們學習。而三篇文章共有的成本核算意識，更凸顯宋代工程管理的科學精神。

　　三是制度設計要“管一輩子”。葉適看得最透，他戳破了一個真相：如果只靠某位官員的心血來潮，再好的工程也難長久。唐仲友早就留了后手——從地方財政里單列一筆“修橋基金”，年年撥錢維護；周曄更細化規則，定期考核守橋僧人、士兵，干得不好就換人。這些安排，都在構建可持續維護機制，與現代績效考核的長效機制設計不謀而合。就像葉適說的“時之久近，可以驗工之良苦”，將工程質量與官員政績捆綁考核。這番話，簡直預言了今天的工程質量終身責任制。

　　四是民生為本的執政底色。三次修建，都是對百姓疾苦的體察，對“設橋為民”理念的堅守。唐仲友創建浮橋，因為百姓擺渡過江“寒暑尤病”“命寄毫發”；周曄面對災民“群情嗷嗷”，寧可自己辛苦也不加重百姓負擔的擔當；高文虎批判收費橋“與民爭利”；俞建“利民通商，平準均輸”的執政理念，皆將民生置于工程價值之首。唐仲友建橋時，把龍王廟、巡邏室都配齊，既鎮水患又保安全；周太守重修時給橋加裝護欄、改良船錨，生怕百姓過橋有閃失。這種“把小事當大事辦”的態度，都藏著一以貫之的民生福祉理念。

　　中津浮橋的興衰，實為宋代臺州社會治理的縮影：唐仲友的“技術破局”、高文虎的“制度批判”、周曄的“危機應變”、俞建的“不以責縣”、葉適的“利民不厭”，不斷革新，日益進步，也揭示了古代公共工程的核心邏輯——既需征服自然的硬實力，更需“視民如子”的軟情懷。

　　三座中津橋雖已沉入歷史長河，但其承載的治理智慧仍在靈江潮聲中回響。它們在時光長河里閃著微光，叩擊著每個時代的治理者——最好的政績，從來不是刻在碑上，而是留在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