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晉末年的東南沿海，一場裹挾著宗教狂熱與社會矛盾的“起義”浪潮，不僅改變了王朝的歷史，也推進了臨海的建城史。
從隆安三年(399)到元興元年(402)，瑯琊人孫恩率領“長生人”部眾，以海為巢、以山為壘，掀起了江南第一次大規模的農民戰爭，他們三番五次襲擾臺州(時稱臨海郡，轄章安、臨海、始豐、寧海、樂安五縣)，而軍民在絕境中爆發的激情、筑起的防線、留下的印記，不僅改寫了孫恩起事的結局，更深刻塑造了臨海和整個臺州的城市基因。
從“仙師后裔”到“海寇首領”
要讀懂臨海的筑城史，首先要認清這場戰亂的核心人物——孫恩。孫恩(？-402)，字靈秀，瑯琊郡臨沂縣(今山東省臨沂市)人。東晉時期五斗米道士、起義軍領袖，被奉為海盜“祖師爺”，也被戲稱為“海賊王”。
孫恩是帶著“宗教世家”的標簽登上歷史舞臺的，其家族世代信奉五斗米道，這是東漢以來在民間影響極深的道教分支，以治病救人、祈福消災為幌子，實則借以聚眾結社，早已是朝廷暗中提防的力量。
孫恩的叔父孫泰，是這場起事的開路人。據記載，孫泰“師事杜子恭，傳秘術”，杜子恭是東晉五斗米道的核心領袖，信徒遍布東南。孫泰繼承其衣缽后，憑借掌握長生秘訣的噱頭，很快獲得孝武帝的信任，官至新安太守。他利用官職之便，一面聚眾積財，收納流民、豪強；一面用宗教洗腦，宣稱追隨者可得長生，短短數年就攢下成千上萬信徒，甚至連一些士族子弟都對他深信不疑。當時有識之士直言“泰必為亂”，卻因朝廷昏聵而無人理會。
隆安二年(398)，王恭叛亂，各地豪強紛紛起兵，孫泰借討伐叛亂為名，乘機在三吳地區(今江浙一帶)擴充勢力，“聚貨巨億，得數千人”。王恭兵敗以后，會稽內史謝輶揭發孫泰的謀反陰謀。掌權的會稽王司馬道子(安帝之叔)急令其子司馬元顯誘殺孫泰，連孫泰的子侄(包括其六個兒子)一并株連，唯有孫恩帶著百余名忠實信徒逃入東海。
有趣的是，孫泰的死不僅沒瓦解信徒的狂熱，反而因五斗米道的“成仙”說辭變得更為荒誕。百姓堅信孫泰是“蟬蛻不死”，只是暫時“飛升”，轉而把孫恩當作仙師繼承人，紛紛劃船入海送錢送糧。孫恩就這樣在東南海島上站穩了腳跟，蟄伏待機。
東晉末年的“內憂外患”
孫恩能一呼百應，根本原因是東晉末年的“爛攤子”給了他可乘之機。當時的東晉王朝，早已沒了淝水之戰的銳氣，陷入了嚴重的內耗與社會危機。
先說朝廷內斗。孝武帝死后，繼任的安帝司馬德宗口不善言，甚至寒暑不辨，權力全落在司馬道子、司馬元顯手中。這對父子昏庸貪婪，一邊大肆搜刮民財，一邊打壓異己，比如荊州刺史桓玄(桓溫之子)擁兵自重，與朝廷水火不容；北府軍(東晉最精銳的軍隊)將領劉牢之、劉裕等人雖善戰，卻備受排擠。朝廷忙著爭權，對地方的控制幾乎癱瘓，尤其是對浙東的三吳地區幾近失控。
再說社會矛盾。三吳本是東晉的糧倉，但士族豪強兼并土地到了瘋狂地步，比如會稽王氏、吳郡陸氏這些大族，占了當地七成以上的良田，流民只能靠打漁、砍柴為生。而朝廷只掌控了江南八郡的地盤，不得不加重賦稅，這更激化了社會矛盾。
隆安三年，司馬元顯為應對地方軍閥桓玄的威脅，下令征調江南八郡中原來曾是奴隸、現在已經放免為佃客的壯丁集中到建康成立一支由朝廷掌控的新軍，稱為“樂屬”。這一兵役令立即引起廣大佃客、部曲的強烈不滿，“東土囂然，人不堪命”，因此孫恩起義時“八郡一時俱起，殺長吏以應之”，走投無路的百姓只好把孫恩當成“救星”。
更關鍵的是宗教土壤。五斗米道在三吳流傳百年，影響深入百姓、士族之心，比如會稽內史王凝之(王羲之之子、女詩人謝道韞丈夫)，就是個虔誠的五斗米道徒。孫恩起義時，王凝之既不備戰，也不調兵，反而在府里設壇請神驅鬼，最終被孫恩輕松殺死。這種綜合了宗教狂熱、社會沖突和朝政無能的矛盾組合，讓孫恩的起事迅速成為一場席卷東南的風暴。起義軍據府占縣，將東南攪得天翻地覆，甚至直接威脅京都，眾多州府官吏和士族門閥損失慘重，其中的王、謝家族慘遭屠戮，王凝之幾乎被滿門抄斬，就連在淝水之戰打敗苻堅的名將謝琰也死于戰場。
數次襲擾的“山海攻防戰”
臨海郡是東晉浙東的“海防門戶”，從地理上看，三面崇山，東環滄海，“一郡連山，圍在海外，另一乾坤”(王士性語)，相對獨立，救援困難，攻取后容易防守，敗退入海也很方便；從經濟上看，當時東晉南渡后帶來了沿海的大開發，臨海經濟發展迅速，不少出身士族的豪門子弟如仇馥、陶湮、羊固、阮裕、賀隰、王述、陸邵等名士都曾任臨海太守，孫綽、謝靈運等人更是來此旅游后直接用詩文拉升了臨海郡的“文化段位”；從文化上看，臨海道教文化積淀深厚，是王方平、葛玄、葛洪、劉綱、茅盈等道教名家的傳道之所，信眾基礎廣泛，被孫恩利用的空間很大；從戰略上看，臨海北接會稽，南連永嘉(今溫州)，東靠大海，攻取之后可以讓東南連成一片，再加上孫恩強于水軍，又始終沒能在陸地上建立強大的根據地，所以臨海是上佳的著陸點。
因此，地理上的屏障、經濟上的給養、文化上的契合和戰略上的價值，成為孫恩屢次爭取臨海的動力之源。從隆安三年到元興元年，孫恩對臨海發動了數次進攻。
第一次是在隆安三年(399)十一月，孫恩在會稽起兵后，臨海郡馬上就有他的“內應”響應。《臨海縣志》記載：“臨海周胄叛，應海寇孫恩，邑大亂。”這個周胄，史書沒有任何詳細的記載，但根據當時南方由周、張、顧、陸等大姓控制的情況來看，他大概率是當地的世家大族，應該也是五斗米道信徒，孫恩一造反，他立刻率領家丁、佃戶殺了地方官，打開城門響應。
當時的臨海郡太守是新蔡王司馬崇，他是東晉宗室，靠門閥身份當官，估計不太懂打仗。面對周胄的叛亂和孫恩的逼近，他“委官遁”，扔下官印、城池，帶著親信偷偷跑了。太守一逃，臨海徹底亂了，雖然很快因朝廷派劉牢之、謝琰率軍鎮壓而平息，但這次動亂，暴露了當時的臨海郡城章安防御空間有限的弊端。
第二次是隆安四年(400)五月，孫恩從浹口(今浙江鎮海地區)登陸，接連攻占余姚、上虞、邢浦、山陰，在山陰之戰中殺掉謝琰及其二子，五月退守臨海。大概是在此期間，孫恩的軍隊在臨海郡作了休整。史籍記載，黃巖有“孫恩城，在縣南九十里嶠嶺，高四丈許，周回六百步”，應該是孫恩在此筑城屯兵，想作為后勤保障地；當地還有青湖(今黃巖東三十五里，周圍六十里)，俗傳“孫恩嘗解金甲于其中”，說明孫恩曾在這里休整，甚至可能在湖邊訓練水師，企圖重振水軍，東山再起。甚至連靈石山(今黃巖西五十里)，都成了維護其龐大水師的戰船取材地，只是相傳有“石從空自墜，賊以傷去”，巨石從山上滾落砸傷叛軍，孫恩才不得不退出(這也是“靈石山”得名的由來)。
十月，因為受到劉牢之的阻擊，孫恩重新撤回海島。第三次是在隆安五年(401)十一月，孫恩在與劉裕的三次作戰中接連失利，從滬瀆、海鹽撤退，再從浹口退守臨海郡。當時，他的軍隊憑千余艘樓船也沒能撼動京師，反而落得慘敗，“俘馘以萬數”，被劉裕俘虜了上萬人，同時又因“饑饉疾疫，死者大半”。
第四次是在元興元年，孫恩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走投無路之下，把最后希望放在了臨海，他想憑借這里的山海之險，與朝廷周旋到底。當年三月，孫恩率領殘部猛攻臨海城。這一次，他遇到了真正的對手——時任臨海郡太守辛景。辛景，原名昺，字德遠，因避李淵父李昺之諱而改名，他不是宗室，但曾著有《辛德遠集》(又稱《辛昺集》)，應該頗有才學，他深知對付“海賊王”孫恩的優勢在“山”，弱點在“海”，于是放棄“遠山比海，魚龍所腥，非高屺可久之地”的郡城章安，而選擇西邊的臨海城，依山臨江修建防御攻勢。
一是筑大固山防線。臨海地處臨海郡的地理幾何中心，居于臨海郡水路要津，此地依山臨江，便于防守，辛景選擇在此阻擊孫恩，足見其高明之處。而大固山在臨海城內西北，“山勢逶迤，環抱府治，如屏障”，辛景在山上鑿深壕(也就是戰壕)、筑土城，讓大固山成為城防的制高點；同時在城內東南的小固山筑堡壘，兩座山隔城相望，形成掎角之勢。
二是聯鄉勇守外圍。辛景知道光靠郡兵不夠，他發動臨海郡當地義士，黃巖柏都人潘端明和臨海鄒姓將領。潘端明“有勇知兵”，率領鄉勇駐守冉架山(今黃巖、樂清交界)，堵住孫恩南下退路；他還想了個奇招，在陣前拋灑鐵屑，阻止義軍進攻。鄒將軍則率領精銳鄉勇，守在臨海城東郊的靖江山(今白塔山)，筑起第一道防線，防備孫恩溯靈江而上。兩軍互為掎角，形成南北夾擊之勢。
經過多年消耗的孫恩大軍已經日漸式微，進攻也陷入困境，更要命的是，劉裕大軍已經從會稽趕來，他的部眾“餓死散亡殆盡”，連擄來的三吳男女都死得差不多了，糧草也沒了。
最終，孫恩知道敗局已定，他怕被劉裕俘虜后凌遲，帶著百余名親信、妓妾走到靈江邊，投海自盡。那些追隨者喊著“仙師飛升”，也跟著跳了下去，時人稱之為“水仙”。
孫恩死后，余眾推他的妹夫盧循為首領，盧循好不容易在臨海一帶聚集了千把人，勢單力弱，根本不是辛景和劉裕的對手。當年五月，劉裕派部將虞丘進進攻臨海，在石步固與盧循對壘二十余日，盧循力不能支，逃往東陽，臨海的動亂至此結束。
這場戰爭，使東晉軍隊元氣大傷，也將東晉政權推向崩潰的邊緣，十年后，借平叛孫恩起家的劉裕趁機改朝換代，建立了劉宋王朝，因此，孫恩起事成為國人重大的歷史記憶。民國時期，胡漢民有詩句“早知康樂非山賊，漫信孫登是水仙”，以在臨海郡發生的謝靈運(世稱“謝康樂”)伐山開徑和孫恩(詩中誤作孫登)起事來比喻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可見此事的影響之大。
從“浩劫”到“重塑”
孫恩起事對臨海郡的影響，是“毀滅性”的，但也是“重塑性”的，它像一把錘子，砸爛了舊秩序，也敲出了新格局。
最直接的影響是人口銳減。孫恩起事前夕，臨海郡及周邊就已經有人口逃亡現象，王羲之的書信中曾說“山海間民逃亡殊異，永嘉乃以五百戶去”，而地理比永嘉更比鄰會稽的臨海郡就可想而知了。據史書記載，戰后的元興元年，會稽(戶口)減少十之三四，臨海、永嘉夸張得幾乎成無人區。不久后，臨海等地又發生了大饑荒，當時“富室皆衣羅紈、懷金玉，閉門相守，餓死”，連有錢人家都找不到糧食，抱著金銀還活活餓死。
其次是城防的改變。孫恩起事后，臨海郡的社會結構也逐漸變了，“城防”意識明顯增強。《嘉定赤城志》說：“自晉、唐間，嘗經孫恩、袁晁、裘甫之擾，故五邑聚落往往以城砦、營柵、屯戍得名”，意思是，郡內五縣的村莊、城鎮，用“城、砦、柵、營”來命名的現象非常普遍。
比如臨海的“新城”“城門”，是百姓聚在一起建的防御性村落；黃巖的“漢城”“古城”，應該是古代臺州城防的雛形；寧海的“堠城”，“堠”是烽火臺，這個城應該是建在烽火臺附近；天臺的“始豐寨”“關嶺寨”，是在山路險要處建的營寨，防止亂軍從山區進攻。這些聚落的出現，推進了臨海郡的軍事防御網絡建設，臨海城的地位也在此期間逐漸提升。
行政上，朝廷也改變了用人思路，之前臨海太守多用宗室，起事后換成了懂軍事的實干派，這種行政傳統，一直影響到唐宋時期的臺州。臺州的名宦祠也更重視在軍事上有突出貢獻的官員，如宋代修城有功的知州彭思永、守城有功的戶曹滕膺，明代抗倭有功的知府譚綸等等。
影響最為深遠的還是大大推進了臨海的建城史。辛景修筑的大固山防線，奠定了倚山瀕江、易守難攻的建城格局，并逐漸建成了一座堅實的“長城”，直到今天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第一，城防體系的“定型”。在辛景之前，臨海城可能只是土夯的小城池，沒有固定的防御核心。辛景修城大固山后，逐漸構建了“兩山夾城、一江護城”的格局，城防價值日益明顯。后世陳耆卿說臨海城“倚山瀕海，易以捍守”，王士性說“最據險……不易攻”。這種格局被后續的朝代一直延續：隋代“并臨海鎮于大固山，以千人護其城”，把軍事據點設在大固山；宋代在大固山和城墻沿線“飾之樓觀”，增強軍事和景觀功能；明代在城墻上大規模修建空心敵臺，防備倭寇；清代又在北城高處，建敵臺數座，鞏固防御體系……辛景鑿塹筑城成了臨海城防建設的最早記錄。《嘉定赤城志》說“自古建郡若邑，倚城以為命，然必擇勝地焉”，這是戰爭的結果，也是歷史的抉擇。
第二，海防意識的“覺醒”。從辛景開始，臺州的防御更加注重海陸兼顧。這種海防意識，一直延續到清代，朝廷還在海門(今椒江)“增筑炮臺，屯兵防守”，可以說，臨海成為“浙東海防重鎮”，源頭大概要從孫恩起事算起。
第三，城市精神的“塑造”。辛景、潘端明、鄒將軍的故事，成了臺州的城市記憶，辛景被列入名宦祠，居歷代名臣之首，被百姓當成守護神。鄒將軍死后，百姓在白塔山下建鄒將軍廟，紹興二年(1132)還經過重建，香火不斷。潘端明的廟在柏都，唐詩人郭昭文寫詩緬懷他，說“使君若假三年壽，劉氏安能八代王”，意思是如果潘端明活得長，劉裕未必能篡晉。這些紀念建筑，不僅是對英雄的緬懷，更塑造了臨海人守土有責、頑強不屈的精神，后來的袁晁起義、裘甫起義、倭寇侵擾，臨海人都能像辛景他們一樣，拼死守護家園。
刻在山川里的“記憶”
孫恩起事雖然過去了1600多年，但在臺州的史籍、山川、廟宇里，到處都是它的印記，這些印記，成了臺州歷史文化的一部分。
除了大固山、小固山、孫恩城這些實體遺跡，還有很多傳說印記。比如白鶴山(在今臨海邵家渡街道廟頭村)的“石鼓鳴則兵亂”，方志里說“隆安初，此鼓屢鳴，果有孫恩之亂”，直到明代，百姓還相信石鼓響則土寇亂，每次聽到石鼓聲，都會抓緊防備不測。
廟宇更是記憶的載體，除了鄒將軍廟、潘大夫廟、靈石寺，甚至連臺州的地名文化都帶著孫恩的影子，比如黃巖的御營，是潘端明抵御孫恩的屯營地，后因同音而訛變為“女營”。這些地名就像一個個活的路標，指引著人們回憶那段戰火紛飛的歲月。
孫恩起事，對臨海來說，是一場災難，但也是一次重生，它讓臨海從一座普通的小城，蝶變成了一座有城防、有精神、有記憶的千年府城。今天，當我們站在大固山上眺望靈江，看著山下的臨海城，那些錯落的房屋、繁忙的街道、安靜的廟宇，其實都藏著辛景、潘端明、鄒將軍的故事，藏著臨海人“守土護家”的初心。這段歷史，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刻在臨海山川里的城市基因，永遠不該被忘記。
大
中
小
打印]